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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高频考点专题笔记
进入「冲刺」阶段，小田心将按惯例推出我们的「高频考点专题笔记」。今年的专题笔记将加入更全、更新的知识内容，旨在为小伙伴们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高频考点专题笔记」共12期，小田心将会以「专题笔记」的形式为大家免费分享其中4期高频考点。更多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即将上线的「高频考点专题笔记」实体书，也可以关注小田心针对各院校开设的课程哦～（课程详情请见文尾广告区）今天，小田心就为大家带来第二篇笔记——国际传播专题。本篇阅读提示：为了给大家提供更丰富的学习参考内容，且保证每个小版块的逻辑完整，本篇笔记的每个板块都呈现了较多的内容。因此，在具体内容阐述过程中，板块与板块之间可能有交叉或相通的地方，大家可以上下文结合起来学习，整理出自己的“万能答题模板”，不用对笔记全文进行死记硬背。
田心翻篇线 chapter2. |国际传播专题
1.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南大学889，论述）2.立足中华文明，如何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传播力（南京大学334，论述）3.结合俄乌战争，谈一谈如何加强与改进国际传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440，论述）4.关于国际传播谈谈你的理解（南京林业大学440，应用）5.智媒技术对国际传播的创新（南京师范大学334，简答）6.从新世界信息体制角度论述如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南京师范大学440，综合）7.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440，综合）8.结合二十大新闻报道，阐述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概念和特征。（南开大学440，综合）9.在新闻报道中，如何塑造可信可敬可亲的中国形象，如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南开大学440，综合）10.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苏州大学334，简答）11.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国际传播的价值重构以及启示（华南师范大学440，论述）12.我国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理念。（中央民族大学820，简答）1.结合社交媒体特征，论述社交媒体在“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传播优势（四川大学专硕，2022）2.如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中央民族大学学硕，2022）3.请结合国际传播实践，分析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华侨大学专硕，2022）4.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际传播的新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硕，2022）5.中国如何用实践丰富国际传播话语内容（山西大学专硕，2022）6.论述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力（北京师范大学专硕，2022）7.材料题：请说明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并阐释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战略的可行路径和策略。（厦门大学学硕，2022）8.结合案例分析国际传播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郑州大学学硕，2022）9.简述国际传播及其主体（吉林大学专硕，2022）10.请结合野象北迁获国际舆论赞誉的案例，谈谈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利用融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暨南大学专硕，2022）11.论述东京奥运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和跨文化伦理建构的原则（上海师范大学专硕，2022）1.请简述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异同（西南政法大学专硕，2021）2.请简述李子柒现象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英文作答）（清华大学专硕，2021）3.请结合实例谈一谈国际传播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北京大学专硕，2021）4.请谈谈社交媒体环境下，中国如何“走出去”（北京师范大学专硕，2021）5.请结合具体案例，谈一谈“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阻碍因素和实施路径（中山大学专硕，2021）6.请论述新闻媒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湖南师范大学学硕，2021）7.材料题（材料有关于李子柒）请说明如何更好进行跨文化传播（湖南师范大学学硕，2021）8.请简述全球信息化的冲击与影响（中南大学学硕，2021）……
Part1 国际传播·基础知识 一、国际传播基本概念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基本主体包括国家、国际机构、超级国家机构、同盟或地区集团、跨国组织或运动、国内各种集团或组织以及个人。国际传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并与国家或民族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一）国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力”国际传播能力是一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所展现出的领导力、竞争力与影响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能力作为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综合利用各种要素、资源、渠道、手段向“文化他者”有效传播文化、信息和价值观的能力，以及在国际受众中形成的正面引导力、认同力和影响力；是不断拓展国际话语空间、赢得国际话语权，进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石。传播能力是传播实力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公信力、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等内容；而传播力则是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由此可见，国际传播能力是一国全方位、多层次地向国际受众进行有效传播的综合实力；而国际传播力是一国向他国有效传播信息的硬件和抵达范围，以及所产生的传播效力，它是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表征和评价指标。思考如何建设国际传播能力，需要分析当前的世界格局与国际传播现状，进而确定我国国际传播的目标以及采用何种理念架构国际传播体系。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只需要做好资源的合理转化，比如优化多元主体、精选传播内容和设置主导项目等。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力”即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力”确定的是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效能指标，隐含着全媒体传播、文化传播、形象传播、知识传播与舆论引导斗争五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传统意义上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互鉴的各个方面，呈现了对国际传播效能全方位提升的总体要求。“五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五力”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国际话语权指的是官方或非官方机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针对与主权国家自身利益或责任的相关事务发表意见、表达观点态度的权利，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在国际层面上的综合应用。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是参与国际事务的各类型主体引导国际舆论，形成国际影响力，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掌握了话语权就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要转化为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对现实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即从“能够说”到“有人听”“有人应”，再到“传得开”的国际传播过程。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民众、机构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国家形象包括三个层次内涵：一是国家客观形象，即一个以国家综合国力为内在支撑的实然状态；二是国家虚拟形象，即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国家形象；三是公众认知形象，即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通过媒介传播所获得的对国家各种活动及其成果的看法和认定。一个国家的客观状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自然资源、社会、教育、科技、国民等，这些是国家形象的基础。但国家形象不是这些客观状态的简单反映，而是国家系统运动产生的信息，经过国家主控群组、国际传播者和他国主控群组的系列描述、传输以及重复博弈，在社会公众头脑中加工形成的形象信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目标明确定位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出了新的目标和具体要求。对外传播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外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为受众，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传播国家政府信息和国际新闻信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目标的涉外传播活动。对外传播具备以下四个特点：传播对象主要为国际受众；目的性明确；传播方式多样化；技术性较强。跨文化传播即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体系和表征体系之间的个人或群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最早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提出。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的融合、矛盾、冲突与解决等；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跨越文化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转文化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推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平台世界主义”是新全球化时代媒介生态的重要特色，多元赋权的互联网社交媒体是转文化传播实践的核心场域。相较于“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更加柔和且不具有侵略性，也更能体现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切磋。它强调的是开放包容、文化平等，在世界和民族、普遍和特殊中有机融合，实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它致力于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发展和创新，渴求建立一个平等交流、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新世界，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同化。在新全球化的语境下，“转文化传播”的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相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明显更具时代特征，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到特定时期对“跨文化传播”恰到好处的升级。世界传播最早由法国著名的信息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提出，他提出传播世界化理论。马特拉提出用“传播的世界化”取代传播的“全球化”，以“世界传播”概念取代“全球传播”概念。世界传播剥离了蕴含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内涵，脱离了任何国家利益及国际战略，剩余下纯粹地理空间上的信息跨国自由扩散之义。因而世界传播更加能彰显出世界范围内个体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的、本土的等诸多多样性的尊严和价值。周边传播理论是近年来中国本土产生的一种崭新的传播学理论，是中国理论自信建设特别是传播理论自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周边传播是指一个国家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广义的周边传播则可以延伸到任何人或事物、或产业、或机构在自己的周围或相关领域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周边传播是双向互动立体传播。但信息的双向流动是不对称的。周边传播理论中的“周边”不是固定的边界，而是弹性的、可以移动的，甚至是可以跳跃的。数据殖民主义一词虽然最早出现在撒切尔等人的文章中，但使这一概念独立使用并在争议中广为人所知的是库尔德利和梅佳斯。他们认为，“数据殖民主义是全球攫取过程的延伸，从殖民主义开始，一直延续到工业资本主义，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形式：现在被侵用的不再是自然资源和劳力，而是人类生活转化而成的数据”。“数据殖民主义是一种通过数据关系来侵占和榨取社交资源以获取利益的新兴秩序。”其殖民对象包括（国）内部和（国）外部两个范畴。它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的掠取行径与基于数据的抽象计算方式结合在一起，以技术为中介，以人生产的数据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增强了殖民的广度和深度。它的核心内容包括数据攫取、数据关系、数据驱动逻辑三点。“国家认同”是国民意识的生成，即国家内的公民不仅对属于该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表现出认可态度，还主动将国家主权、政治道路、政治主张、道德价值观等内化为自身坚守，不允许其受到丝毫侵犯，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建构，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根基，是国家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保障。由此可见，国家认同的形成需要社会个体对共同身份产生情感上的认同。若从空间维度看，这种向度的认同是一种内向型的社会认同。这种内生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可能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偏见、敌视、误解和刻板印象。因此，建构国家形象作为国家间话语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他社会族群，在形成社会认同过程中对另一社会群体自发性产生的错误认知与刻板印象，从而促进双方了解，增进彼此间信任。（十一）数字化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途径。随着数字化技术迭代更新发展，传统公共外交遭受剧烈冲击，数字化公共外交正在演变为主要外交模式。当前，在互联网空间内，一国官方机构、民间组织与个体通过与其他国家公众接触，实现双方对话、双向互动及长期关系建构目标的对外传播活动都可以称为数字化公共外交。在数字技术冲击下，公共外交的参与主体、方式、环境、规则、目标等都发生了新变化。数字化公共外交具有脱域性、主体多元性以及可沟通性。随着互联网技术演进，社交媒体替代传统的报纸和电影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宣传”升级为“计算宣传”。“计算宣传”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伍利（SamuelWoolley）和英国学者菲利普·霍华德（PhilipHoward）在2016年提出，意指“依托于算法、社交机器人和人工策划展示等技术手段，以操纵舆论为目的，在社交平台上分发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的传播行为”。当前，计算宣传事件十分普遍，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赢得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还是经济领域的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都存在计算宣传的身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是为达到与今天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战略标准，并且要通过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来具体落实。信息战这一概念最早于1970年出现在美国记者小戴尔（DaleMinor）所著《信息战：政府和媒体如何操纵、审查和扭曲新闻》一书。1976年，托马斯·罗纳在为波音公司撰写的《武器系统与信息战》报告中进一步修正了信息战的概念。广义的信息战是指对垒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国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的信息战是指战争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可分为战略信息战和战术信息战。信息战的开展不再局限于战争时期，非战争时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信息战已经成为常态，并成为推进国家议程、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战略手段。2021年9月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坚持发展优先；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六是坚持行动导向。该倡议是在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贡献给全球的发展方案，为增强全球发展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明确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对解构西方发展话语，引领全球发展合作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话语权，塑造积极的国际形象具有重大意义。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发展与国际发展合作知识话语的国际传播。“文明冲突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在《文明的冲突与现代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得到详细论述。亨廷顿认为：“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文化的多样性导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明由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人文历史、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和体制等构成，所谓文明冲突实则是指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冲突。“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收获了大量拥趸的同时也招致不少批评。有学者认为，亨氏理论逻辑上存在悖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文明差异本身就导致冲突——先置性地将冲突根源定位于文明本身，再用不同文明间差异来解释冲突成因，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不仅如此，将文明冲突视作内生且不可避免的天性，似乎冲突之于文明犹如逐利之于资本，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恩格斯认为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形成，“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明来往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完全可能呈现交流互鉴、包容共存的局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模型忽视了这种可能。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学者奥伯格（Kalvero Oberg）于1955年在分析跨文化客居者的心理过程时提出的。所谓文化休克是指客居者在失去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符号和象征时所产生的焦虑（anxiety）。这种焦虑可以在生理上反映为持续不断的身体上的疲劳感、长期的精神压力、对失去熟悉的食物和伙伴的不适、对新环境居民的反感、对自己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混乱而感到不安、对自己应付环境的无能感等等。奥伯格认为，文化休克是客居者文化体验过程（experience）中的一种反应（reaction），这种反应是因为客居者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失去了日常交往中定向（orient themselves）所依赖的全部线索（cue）和社会标记（social marker）而产生的。所谓客居（sojourn）是指短期的停留，因此客居者（sojourners）是指暂时居住者，他们因为工作、任务或者学习等出国居住一段时间。这样的人群包括留学生、国际商务人士等。田心说：这一部分建议同学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小标题，在考场上灵活运用。就国际传播的主体来看，我国当前国际传播的主力军是政府和媒体，而企业、智库、高校、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参与国际传播的程度较低，参与的主动意识不强，总体格局还没有完全打开，各方面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各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程度较低。目前我国国际传播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外信息文化资源的挖掘、处理、加工、利用、共享与整合力度不够，对国内与国外新闻、文化新闻、经济新闻、科技新闻、体育新闻等的协调分配方面也存在不足。另外，从现实实践来看，我国国际传播工作在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也存在采访不充分、不深入，不能全面掌握一手材料等的不足，这就导致对国际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道常常流于表面，缺少创新性和生动性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在“宣传本位”观念的长期主导下，我国国际传播通常采用更为宏观的、官方的、理性的视角来报道新闻，观点立场倾向比较明显，“重摆事实讲道理、轻故事化的表达和戏剧性的描述”，人文色彩较为淡薄，说教意味较为浓厚，等等。另外，这种“宣传本位”观念本质上是一种“传者本位”观念，在全媒体时代，随着受众地位不断提高，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传者本位”已经让位于“受众本位”。深受以往“传者本位”观念影响的国际传播，往往很难考虑到国际受众的需求、兴趣和接受习惯，多是单向地向外输出信息，缺少与国际受众的平等对话和深层互动，使得我国国际传播的受众接受度降低、传播效能减弱。在传播的策略方法技巧等方面，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国国际传播的人才结构较为单一，多为媒体从业人员，缺少专家型人才、外籍人才、多语种人才和其他行业领域的人才，且从业者在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等方面有待拓展和提高，其专业能力不应仅限于传统的采编能力，还需包括内容策划能力、对全媒体的协调运用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等。在传播形式和报道方法方面，我国国际传播创新利用文字、图片、音视频、直播等新传播形式和国际会议、活动、高校、智库等新平台和渠道进行融合传播方面，以及实现传播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宣和外宣的统筹等方面，仍需加大努力。在本土化策略方面，我国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国际化传播的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以往我国国际传播常常采用“重国内、轻国外”的报道策略，在推进内容生产的本土化、平台渠道的本土化、人员机构的本土化、传播方式的本土化等方面力度不够，等等。在舆论引导方面，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国际传播在主动设置议题、紧密追踪国际热点话题、发出中国声音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主动利用国际重大事务积极引导舆论、揭露事实真相正面回应舆论、巧妙运用传播策略有效引导舆论等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1.增强国际话语权，赢得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2.应对传播格局变化，赢得对优秀中华文化的认同3.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就重大问题对外发声的能力1.主动设置议程，抢占国际舆论引导先机2.打造外宣旗舰媒体，增强国际舆论引导影响力3.丰富作品类型和视角层次，增强国际舆论引导的表现力（除传统的文字报道和广播电视报道外，国际传播作品呈现方式不断改进、优化，漫画、动画、短视频、纪录片等视觉冲击力强的作品类型异军突起，积极适应当前信息传播方式和人们信息需求的变化，与传统作品类型交相辉映、形成合力，使国际舆论引导更为有效。）1.重大舆情应对：坚定中国立场、坚持事实依据、坚持主动公开2.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组合出击，拓展国际舆论斗争渠道3.与国外媒体加强对话，提高国际舆论斗争效率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和国际斗争效能，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高度统一。国际舆论引导，是面对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实情但对中国没有恶意的引导对象所作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传播和疏导；国际舆论斗争，则是中国针对怀有恶意的特定舆论传播主体进行的舆论批判、舆论抗击和舆论反制。两者对象有异、方式有别，但都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引领下，为国际话语空间的健康发展进行的积极实践和有效推进。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和国际舆论斗争效能，共同作用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实践以及维护世界舆论格局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目标的实现。四、我国国际传播的对策（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田心说：此部分内容需要进行记忆，尤其需要重点记忆小标题。首先，要深刻理解“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内涵。这就要求：第一要有国家站位，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第二要坚持真实的原则，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展现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这是增强国际传播可信度和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要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地展现中国形象，包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历史等各个方面，结合历史、实践和现实，综合运用平民视角、专家视角、官方视角等多个视角，开展国际传播。其次，要打破思维桎梏，构建和完善大外宣格局。不仅要打破以媒体传播为主力的外宣思维定势，充分调动媒体、企业、个人、民间团体、教育研究机构等各战线各领域的力量；而且要打破传统媒体思维的局限，融合采用多样化、个性化的新传播技术、叙事方式和表达渠道等；更要摆脱传统的“以宣传为本位”的思维模式，加强与国际受众的平等对话、双向沟通和深层互动等。再次，要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要求我们要跳出以往过度强调中国特殊性的思路，更加注重从中国的特殊性中阐释其普遍性意义，实现中国方案的世界化；而且要求防止盲目崇拜外国经验的做法，更加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借鉴外国经验，实现世界方案的中国化，始终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首先，要加强对国际传播工作的顶层设计与研究部署。其次，要加大对战略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应用。第三，要完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首先，要不断改进传播的策略方式方法，实现本土化传播、精准化传播、全球化传播、故事化传播，注重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增强传播内容的趣味性和人情味等。其次，要加强对新技术、新平台的创新使用与充分利用，根据不同平台的不同特点策划新闻报道。第三，要加强与国外媒体尤其是当地媒体的合作互动。第四，要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引导国际舆论。第五，要加强与国际受众的深层次互动交流，以用户为中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粉丝的数量以及收藏、评论、点赞和转发量是衡量国际传播媒体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直接关系着国际传播的传播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加强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同时，还专门就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设提出了许多设想和要求，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从理论上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指明了方向。首先要优化人才结构，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可以将国际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人才招揽到国际传播队伍之中，尤其是从知华友华的群体中吸纳人才，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其次，要全面提高国际传播人才的综合素养和业务能力。要努力培养国际传播工作者成为专家型、全媒型人才，打造一批既熟悉中国国情又深谙国际传播、既具有非凡洞察力和知识素养又具有卓越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另外，可以将国内外某一领域的权威专家培养成国际意见领袖，使其为中国发声代言，引导国际舆论。此外，提高我国民众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媒介素养以及国际传播意识，有时也十分重要。全媒体系统为我国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模式渠道。全媒体系统在智能技术的基础上，将分散的媒介平台进行整合，建立数据整合分析平台，成为用户数据的集中运营中心，运用大数据客观分析受众的信息接收与传递过程，为用户提供更加立体的信息呈现形态。全媒体系统突破传统媒体单一滞后的信息传播方式，是一种便捷快速的内容传播新模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我国的国际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可大大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内容表达的多样性，提升海外用户对内容理解的准确度。人工智能技术是智能传播的重要支撑，可以通过准确分析用户的语言习惯，创作出适合用户的语言内容，打破国际传播中因语言不同而产生的交流隔阂，提升不同语言与文化背景的用户对传播内容的深度理解。智能传播将技术与场景相结合，打破了场景传播边界，有效提升了国际传播影响力。智能传播可以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于各种场景，无论娱乐还是消费，都可以通过智能传播打破传播边界，方便用户接收传播内容。在国际传播中，信息内容的把关机制极为重要。在智能传播时代，智能机器人被纳入信息把关机制，根据人类设定的标准进行信息把关。但智能机器人在技术层面缺乏变通，有时会过度注重信息筛选，而忽视信息内容的人文关系，容易导致人机关系失调，使信息内容生硬老套，削弱信息传播效果。如何处理人机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开展国际传播工作面对的一项技术挑战。智能传播时代引起社交方式的发展变革。社交平台互动方式多样，用户可以在媒介平台中自由地进行话语表达与互动。随着用户的话语权不断上升，其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流媒体的话语表达。同时，当下的国际网络环境中出现了一批“机器人账户”，它们可以自动识别相关词汇，展开评论、互动等传播行为，但很容易被具有意识形态偏向的舆论所操控。这些“机器人账户”数量庞大，识别快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引导舆论，阻碍我国国际传播的主流话语表达。在智能传播中，利用算法技术进行数据分析是传播领域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欧美发达国家的算法数据传播平台的影响力相对较高，关键在于掌握了数据主动权，对我国的国际传播话语表达构成较大影响。他们为用户建构有利于本国舆论的算法茧房，将海外用户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的国际理念进行隔绝，阻碍了我国的国际叙事与形象表达，不利于我国向海外公众呈现真实客观的大国形象。要平衡人与智能科技之间的关系，就要有机联合两者，共同构建传播新格局。智能科技中的算法技术是人的智力成果在智能领域的体现，在进行算法技术开发与使用时，开发者与使用者应坚守伦理与道德底线，在遵循国际规范的前提下发挥技术优势。算法技术在运作时，同样需要专业人员的协助，这样才能在保证信息传递速度的同时，加入人文关怀，实现科技价值与人文理念的相互融合，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展现我国的大国形象，促进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例如，新华社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将机器人记者“快笔小新”与传统记者相联合，实现人机互联，共同生产有深度、有价值的国际新闻产品。我国应该积极应对“机器人账户”这类负面的舆论操控，转变叙事视角，从全球视野的高度讲述中国故事，大力传播主流话语叙事，创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的传播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国际负面舆论不攻自破。我国同时可借助智能科技，分析不同国度文化背景与叙事习惯，有针对性地进行对外叙事内容创新，为海外用户提供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国际传播内容，传递中国声音，实现全球沟通；用事实和高质量的传播内容有力反击“机器人账户”的恶意评论，扭转不利于我国发展的负面国际舆论走向。例如，“望海楼”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中的时事评论专区，其内容发布从全球视野出发，围绕中外关系进行评论，以全球叙事角度与舆论引领的评论议题，有力回应海外恶意评论，向国际社会展现大国形象，展示大国担当。为了破除算法茧房的传播障碍，我国应设立完整的数据智能传播矩阵，以大数据为起点，将庞大的数据进行识别整合、深度挖掘分析，用算法技术把数据内容进行提炼重组，形成体系化、成规模的国际中心数据库，掌握数据主动权，为媒体矩阵传播提供数据支持。在国际突发事件当中，要及时从数据库中提取深度内容，利用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介传播形式，多角度地进行国际叙事与话语表达，使海外用户可以通过不同途径，直接、快速地接收到我国传递出的信息。例如，为了应对国外舆论环境中算法茧房对我国国际叙事带来的限制，新华社设立“互联网专线”栏目，通过智能技术直接进入客户端软件，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内容直面海外读者。“互联网专线”栏目与新华社海外客户端齐头并进，形成对外传播立体矩阵，从根本上打破了国际传播环境中的数据茧房。曼纽尔·卡斯特根据网络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卡斯特认为，信息流动不存在空间边界与限制；信息内容在不同空间的传递，在国际环境中形成信息的自由流动空间。智能传播在流动空间的基础上，将空间网络进行泛化连接，让所有用户在任何时空都可以及时接收到相同的内容，为国际信息传播打造畅通无阻的绿色网络。在国际传播网络中，传播者与智能机器相互协作，共同构建有深度、有价值的传播网络通道；利用国际传播网络，及时将我国的话语表达传递给国际社会，在第一时间回应国际环境中的负面舆论；国际传播网络让各国产生信息连接，减少信息传播壁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算法茧房对我国国际传播效果的不利影响。（四）GPT技术介入后影响国际传播格局走向的三大基本要素一方面，ChatGPT的诞生与成长本身就是一种殖民主义隐喻。在开发模型的过程中，“标记训练数据集中令人不适内容”之类的“脏活累活”被以极低的时薪外包给了肯尼亚劳工，而开启付费功能并走上商业扩张之路的Open AI公司，也极有可能制造潜在的大规模失业危机；另一方面，GPT技术包含着一种世界主义的愿景。GPT技术的易接入性，给了欧美国家与全球南方的进步主义者更多的行动空间。中等强国的尴尬地位在于，它们既未强大到人莫予毒的水平，也未渺小到无人问津的地步，退一步则无法承受从中等国家跌落到小国弱国的代价，进一步则加剧大国的猜忌与防范，因此其国际传播决策的容错率极低。伴随GPT时代的开启，中等国家仍是国际传播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而它们决策的智慧与否，或将是观察与预测的主要变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国际传播的技术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其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筹码。在当下，人工智能作为国际传播的“利器”，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初起之时，其时尚属新潮的人工智能“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就已投入到信息战。元宇宙技术彻底改写了国际传播的衔接法则，催生了国际虚拟传播平台，把国际传播推入了一个虚实结合和交融共生的新时代。总体来看，元宇宙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智能化的国际传播：计算与情感并驾齐驱元宇宙时代的国际传播主要包括计算和情感两个维度。计算维度主要是指利用元宇宙关键技术计算国际传播中生成的海量大数据精准勾勒用户画像实现精准传播，同时也为国际舆论治理提供依据。情感维度是指利用元宇宙关键技术识别、利用、操控国际传播中用户情感，正确引导国际传播走向。人工智能赋予元宇宙平台中的国际传播更多的情感和情绪色彩，影响着国际传播中不同传播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信息传递。2.沉浸式的国际传播：全景嵌入与全时空陪伴喻国明教授指出，重构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推手是场景。元宇宙中的时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更像是一种场景，这种虚拟空间场景不止是现实世界的完美复制，更多的是超越时空界限，打破限制做出一个超自然的传播空间。元宇宙时代传播主体以“数字人”的身份参与面对面的传播活动将会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特点之一。因此，在元宇宙空间下的国际传播能够实现全景嵌入与全时空陪伴（元宇宙为个体创造出了高度调动感官的沉浸体验，可以实现全景嵌入。元宇宙打破了现有国际传播的时空界限，出现了“在线”与“在场”共存的时空化特性，使得个体用户之间可以实现全时空陪伴，建构了国际传播的新场域）。国际传播的新场景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重塑国际话语语境提供了新的机遇。3.编织场景：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新构建元宇宙国际传播的空间动态就是一个“编织”的过程，主要包括数字“编织”和游戏“编织”。数字“编织”是指利用元宇宙关键技术对物理世界中的空间进行数字化的复制、模拟、建构等，进而“编织”出虚实融合共生的元宇宙场景。另外，掌握海量资本的全球媒体/企业比如推特、谷歌和脸书，这些主体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遵循资本逻辑“编织”游戏，建构元宇宙国际传播新场景。元宇宙国际传播中国家话语权争夺的本质就是“编织”场景的争夺。首先，要树立“大宣传”的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渠道、平台，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其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官方媒体，包括打造以中央级权威媒体为核心的国际传媒集群，吸纳外国记者，动员热爱我国文化的外籍人士来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官方媒体走向世界；推进国际媒体在对象国的落地推广，加强媒体间的国际合作等，让世界读懂中国。其三，大力发展新兴媒体，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其四，发掘民间传播资源，打造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与丰富立体的传播渠道。大量组织、企业和个人在国外媒体上的账号，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其作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官方渠道。民间资源是国际传播中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其潜力亟需充分发掘。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关键在于话语体系的建设。所谓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展现。话语权力的获取首先依靠的是占有一定的发声渠道，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是国际传播的基础。其次，话语权提升在于其发出的声音能否被国际公众听见、听清、听进，即能否被国际公众所接受和理解。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社会科学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打造一系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体现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反映中国人民的真情实感和认知态度，又要找准与对象国家话语的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切合对象国家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体系的背景下，面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国际实体，传播主体必须认识并尊重国家形象的传播规律，掌握国家形象的传播艺术，增强差异化表达。首先，国家形象的构建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中要想提高传播的效能，必须坚持互相尊重、文明平等的原则，单向的或居高临下的传播不会有效果。这就要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其次，说服和争取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层的民众是构建理想国家形象的直接目标。由于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和受众的多样性，有必要针对不同国家及地区、不同民族的受众，采取精准化、区别化的传播，运用目标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国家形象的构建最终也是靠人去实现。因此，在国际传播领域也要以人为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成具有生命活力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首先，在职业传媒中，新闻专业人才是国际传播的重要资源。其次，充分利用国内其他领域、其他行业、其他部门的人力资源和传播资源。其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一般的公众也是传播国家形象的名片。最后，借力外国媒体平台和团结国外舆论领袖，建立强大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推动内宣外宣全面发展，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为基本诉求点，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服务，这是首要目标。通过讲述发生在中国的鲜活生动的故事，让世界人民看到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看到一个坚持改革开放、注重全面发展的中国，看到一个虽然日益繁荣强大但始终热爱和平的中国。我们要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把中国故事讲好，让中国声音传遍天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观点，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处事原则的认识和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就是传播真相、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化解攻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声音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对中华文明进行系统而准确的总结描述，对中华优秀文化进行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传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要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对外战略。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国家战略传播的层面来规划和设计讲好中国故事的整体格局，把握好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度效，提高贴近性和系统性，形成协同效应。1.以“中国梦”为旗帜，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的相通性讲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要服务于实现“中国梦”这一根本目的。讲好中国故事，要讲的就是国家富强的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的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阐释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幸福生活。同时，要强调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从而为我国赢得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以提高“道义感召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取向，讲述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崛起的故事寻求共识、提高“道义感召力”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方向。我们要寻求的不仅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共识，而且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共识。我们要提高的“道义感召力”应该是针对全人类的，“得道多助”，我们讲述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崛起的故事。经过不同场合的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名片。学者程曼丽认为，在以往重点研判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现在中国领导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3.以“国际视角”为主要特色，摒弃传统单向灌输思维，找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讲好中国故事绝不是自说自话，而是面向国外受众和国外媒体，因此需要以国际视角为主要特色。首先，要了解国外受众的关切，讲国外受众感兴趣的故事。其次，要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思维。第三，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与讲好世界故事结合起来，找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4.以“全球一体化传播”为依托，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讲好中国故事应以全球一体化传播为发展方向，不能把范围局限于外国受众和外国媒体，反之，应重视国内传播的基础性作用，打通国内外，发挥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联动效应。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4年上半年新华社对“月球车玉兔”的报道，其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媒体，还引发了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依靠主流传统媒体对国家形象的系统塑造，同时也要依靠新媒体进行差异化、碎片化的补充，打通线上舆论场与线下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讨论与关注。加强境外新媒体布局，拓展传播渠道，一方面可以通过借助国际成熟社交媒体传播平台，快速融入国际舆论场。积极推动国内主流媒体、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知名企业等的海外新媒体建设，成立专业的运营团队，维持稳定的受众群体，提高账户活跃度和用户黏性，有利于在面对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中有效形成合力，主动发声，消弭偏见，凝聚共识，及时准确传递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借船出海，还要造船出海，建设自身传播渠道，还要积极推广国内知名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等的海外发展。让国内社交媒体“走出去”，有利于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话题热度，构建更为多元与合理的国际社交媒体格局。首先，要善于运用适合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元素及呈现方式，根据不同媒体平台及用户特征有针对性地打造原创高质量内容。其次，新媒体对外传播在事关中国道路、政策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国家站位，不缺位、不失声，在国际热点的新闻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展现全面、真实的大国形象。最后，在注重宏观报道的同时，还要围绕新形势、新变化，为新媒体传播注入新活力、新内容。此外，还应当充分利用新媒体互动性特征，及时对海外受众的反馈做出反应，分析受众特征与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内容和策略，增强新媒体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和影响力。在量身打造新媒体原创高质量内容的基础之上，还应重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我们要深入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和跨文化传播技巧，充分考虑中西方在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生活方式、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探寻共同利益，寻找情感共鸣，传播中国文化，沟通中外思想，构建出富含中国特色，同时又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在语言表达技巧上，转变官方话语体系，拒绝官话、套话，摒弃严肃刻板的表达方式；注意去宣传化、去概念化，“讲故事”要重于讲道理；因地制宜，遵循当地的逻辑思维方式，突破中外文化的隔膜；更多地使用个性化、本土化的网络语言，体现亲切、人性化的话语特色。这些话语方式的改变都有利于拉近与海外受众的距离，收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建设一批视野宽广、精熟业务的新媒体人才队伍，是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前提和基础，是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依托国内外一流高校与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引进高质量培训项目，加强在语言、文化、技术、思维等方面的立体培养，打造政治过硬、专业过硬、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新媒体人才队伍。同时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吸引海外专业人才，着力引进具有国际主流媒体工作经验的高素质从业人员；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主流媒体、政府部门等学习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和跨文化传播技巧，定期组织进修深造，推动新形势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中国国际传播想象力在政治、技术、后疫情等多因素的动态发展和交织影响中，全球信息传播秩序变革，国际传播走向“多极化”。不同于传统国际政治秩序“二元对立”的预设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展现出了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给予了中国国际传播新的想象力。面对横亘于国际传播之前的数字霸权的技术区隔、文化霸权的话语攻讦、后疫情时代全球风险对传播秩序和传播基础的干扰与动摇等障碍，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在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立场上，在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等的积极实践中，从传播语境、传播视角、传播渠道等方面，思考新形势下的前沿问题。（1）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主题，突破国际传播文化差异在当前全球治理的传播语境中，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目的在于探寻更加合理的全球生存和发展空间。“人类共同价值”秉持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与“和合思维”重构文化价值，挖掘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对抗性叙事框架的修正，是突破国际传播文化差异、文化壁垒的重要主题，也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着力弘扬的主题。（2）挖掘“共在性”国际传播议题，提升主动设置议题能力在全球风险蔓延、不确定性成为普遍性的当下，中国国际传播需要摒除对抗意识，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下明确自身主体性，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挖掘全球“共在性”议题。多元包容、融通互济的“一带一路”故事就是全球治理视域中的一个典型议题。国际传播中，中国不乏“好故事”，却面临“说了传不开”的话语困境，因此在明确价值基点和传播议题的基础上，“共情”作为传播策略也应被纳入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全球抗疫实践中，中国的国际传播也发挥了同向解读与情感共鸣作用，附着在援助物资上的各国名言收获了众多感动。当前国际传播中，中国形象的“可信、可爱、可敬”更离不开与传播对象的情感共振。可以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讲好全球中国故事，例如中国抗疫工作、中国脱贫攻坚工作、“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新四史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都可以成为全球性议题中被挖掘书写的故事；二是以中华独特文化基因为纽带，建立起中国与全球的价值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的“仁”、以“人”为核心以及“会通”精神等都可作为共同价值实现与域外的互通。概言之，通过对“古代”“现代”“全球”的多维融合，构建出国际传播中全球中国的特色表述。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问题、概念使用、材料文献、立场等方面都具备学术自觉，同时，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也应当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从学术情怀与问题意识出发，聚焦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基点，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生发出新的知识生产。（3）破立并举，坚守主线统领，夯实学理支撑需结合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从实际出发，在概念界定、理论明晰、框架搭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明确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特色与立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相结合，吸纳新内容，创立新理论，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充分发挥中国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面对政治与资本因素对中国国际传播“借船出海”的空间挤压、对中国声音的遏制，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发挥主动性，强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输出，提倡国际交往理性与多边主义合作共赢，传播中国“多利益攸关方”的网络空间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在争取网络空间同盟的基础上，创新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平台。通过调动科技企业技术优势、出海媒体既有经验、官方顶层设计以及国际舆论场响亮的中国声音等联动力量，打造以“共同价值”为定位、以“公共服务”为特性、以“中国故事”为重点的新型数字平台，突破当前美国主导的数字霸权，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相较于发达国家，由于平台限制等原因，中国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公共外交的个体数量仍然较少，因此发展数字公共外交需要先积极调动多元传播主体的主动性，尤其是借助非政府组织力量，通过多途径、多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数字环境中的“公民外交官”（citizendiplomat）作用。留学生群体、学术交流、智库等多样活动，商业、人文、个体经验等多层次多角度叙事均可助力国际传播突围。此外，发展数字公共外交，在动员传播主体的同时，还需要明确传播目标，转变大水漫灌式传播为精准化传播，即依据目标受众的不同特性，传播具有针对性的内容，以促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而包括精准化传播的系列设想的实现则脱离不开战略传播的规划——以关键受众为目标，整合协调各类资源与多元传播者。就数字公共外交而言，战略传播体制机制完善可体现于明确主管部门、整合数字平台资源、制定数字外交战略等方面，以目标性和整合性为抓手，探索更机动灵活、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公共外交，助力中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一国一策就是要紧密结合目的国的国情和媒体文化，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播方案，回应关切、回应质疑，追求精准传播效果。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必须坚持一国一策方针，精细化制定传播方案，让目的国媒体有报道由头、有报道内容、有报道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两个面向：一是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二是偏向于生活实践。作为价值观或治理观，它高度抽象难以被民众理解，因此应从这一理念的具体化、生活化入手进行传播，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传播命运共同体。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命运共同体，并非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依存和共同发展问题。关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与合作，最终要落实在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发展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话语，不仅要表达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而且要展现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和共同价值，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及全球治理的合作价值，建设能够吸纳世界各国关注、具有科学阐释力的叙事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话语国际化要立足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文化资源，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融通中寻找共同的思想情感，提炼能够包容世界各国价值理念的话语表达。中国应探索如何实现柔性传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声夺人与主动发声是在全球传播中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先声夺人就是在关键问题上要抢先设置议题，追求首因效应。主动发声就是日常传播中要积极出击明确表态，含混其词只能给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观点明确，传播才能有效。此外，虚实结合与舆论多元也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方式。中国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让更多的受众（网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多元主体共同发声，以多种语言和声音共同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常故事，形成这一理念的传播复调。在外交领域，公共外交正在成为新兴观念或思想的重要传播平台。1.社交媒体突破时空障碍，网络虚拟空间成为意见交换的新场所在新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中，社交媒体成为人们意义交换的场所，多元主体跨越时空交流，而这种交流更多地通过共同的心理社区或者社群实现。2.社交媒体增加信息多样性，“熟识”知识上升到重要的地位传统大众媒体在信息制造方面相对比较单一，长期以来形成了固定的信息生产模式，一时间很难突破。社交媒体迅速成为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信息和意见交流的重要平台。美国学者帕克认为新闻偏向于“熟识”知识（即包含大量常识、习俗和直接经验的知识）的一端。因此，将社交媒体中的国际传播内容看成一种“熟识”知识，由人们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地“刷手机刷到”或许比严肃地学习“理解”知识更容易达到形成共识的目标。3.社交媒体改变“传—受”的“主—客”关系，转向“主体间性”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将传播者看成传播主体，把受众看成传播对象，建构了一种“主—客”意义的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思考传播问题，必然会导致“单一主体论”或者“自我中心论”。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要摒弃自说自话的思维方式，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可能，要摆脱“主—客”思维的传播模式，转向“主体间性”的哲学思维，强调交往、对话、理解是达成主体间理解的基本方式。在过去，大众媒体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主体。发展至今，互联网成为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活跃变量，社交媒体已经深刻嵌入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一方面，多数大众媒体主动入驻社交媒体，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此外很多国家官员也积极运用社交媒体，实现与民众的直接交流；另一方面，社交媒体释放了个体的传播能量，激活了底层的传播意愿，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得以自由生产与交互。概言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传播媒介，它所具有的“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和连通性”等特质更是使其被广泛运用于政治传播活动中，深刻影响到社会政治秩序。由此，借助社交媒体展开的国家形象塑造活动成为继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后国家形象塑造的第三类重要形式。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心论”主导的文明交往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与零和博弈的泥淖，具体表现为“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等形式。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炮制出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国际舆论，企图唱衰、贬低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价值与贡献，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封锁中国声音，有意曲解中华文明的形象。由此可见，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全球传播环境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从漂洋过海的文化内容来看，虽然在数量上已极为可观，产生了海量的具有中国色彩的文化产品，但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内涵和价值精髓的挖掘、展示还远远不够。多年来，面向全球传播的中华文化产品多数停留在对粽子、春联、熊猫、武术等比较直观具体的视觉形象和文化符号的展示上，而将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融入文化和文明叙事体系中的传播内容和文化形式还不够丰富。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整理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时代价值等文明精髓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能够相互融通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展示、传播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外，在传播方式上还存在一种浮于表面形式、脸谱化、刻板化的“硬传播”倾向。以民族国家为传播主体开展的国际传播活动通常以构建国家形象为基本任务，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然而，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传播活动不可避免地遭遇民族国家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容易成为文明交往与文化传播的障碍。进入数字时代，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融甚至交锋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普遍、频繁，这也意味着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在数字传播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二）丰富“中华”想象：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实践路径在具体的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实践中，只有与传统对话，才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中获得坚定的历史自信，从而生发出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共在的空间想象和传播观念，从信息的传递、仪式的建构转向场景的传播。数字时代的历史性突破则在于，为无法实现身体共在的人类塑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在场感，凝结成为命运休戚与共的“我们”。“他者”的想象对于辨识文明的特性、塑造文明的形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数字时代的文明交往场景中，“他者”的情感成为传播议题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要与世界共情，讲好美好生活中的中华故事，激发“他者”对中华文明的美好社会的想象和对中华文明的美好情感，从而消弭不同文明之间的猜疑、矛盾与冲突。为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不仅要注重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更要充分激发人民作为传播主体的磅礴力量，促进多元文明形态之间的民心相通。要充分发挥多元化传播主体的作用，积极探索人民视角、人民立场的传播内容，构建立体化、浸润式的全球传播体系。从国际传播来看，“一带一路”遭到了话语强势的西方传媒的“污名化”，由此也带来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误解和误读。“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致力于推进全球化国际大趋势的举措，由于中国在该倡议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容易带来西方世界关于“强国必霸”的误解、误读、想象与揣测。为此，中国的国际传播既要处理好中国推动全球化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间的关系，又要以恰当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与意义。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均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现实环境和文化观念，因而中国借助“一带一路”进行国际传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深入挖掘能够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的元素符号，本着求同存异、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处理好中国本土文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间的友好交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多彩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以宣传为主导的对外宣传意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由宣传走向传播的过程需要改变此前传者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改变交流的方式方法，强化以对话与沟通为主导的传播逻辑，更加注重对国际通用语言和地方化个性语言的综合运用，强化一国一策的传播技巧的运用，围绕“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和“丝路故事”。在承认文明、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民间、官方、商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高校、留学生等多种主体间的交流，从而达到共建共荣的目的；强化在疫情防控、提振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以切实的利益基础和务实的落地平台推动多国合作意向转化为可落地的合作行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官方传播为主，民间传播主体很少能进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视野中，这也是此前国际传播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将侧重发挥民间传播的主体作用，这也是一种公共外交的思路。除外交路径外，我国国际传播的文化路径、媒体路径、经贸路径、社交路径中均可以感受到民间传播的驱动力量。在新时代，我国应激活更多民间主体或至少以民间之姿态参与国际传播中。“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横跨欧亚大陆，覆盖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欧洲、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所以国际传播要面对的受众是高度异质性的、来自不同文明的，不加以选择的传播内容是难以被受众消化的。考虑到国际传播要面向最大多数的国外受众，所以应该以通俗易懂、不需要语境甚至语言来理解的传统文化为传播内容。除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成为国际传播的内容来源。特别是近年来，现代文化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一同出海，规模不容小觑。随着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当地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也不断高涨，因而汉语的国际教育有充分的需求市场。当前要结合孔子学院的困境提出针对性的举措，重塑孔子学院的体制机制。目前，孔子学院的办学身份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转由民间组织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打理，逐步降低自身的官方色彩并破除“外宣机器”的刻板印象。但孔子学院还需要思考可持续发展的办学模式，比如加强与中资企业的合作。总的来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新闻观，就是拥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正确的新闻观，具体体现为一双全球眼、一颗中国心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缺乏融通中外的智慧，未能从全球视野关照传播实践融通中外，不仅需要融通中外的话语，更需要融通中外的智慧。一方面，在国际传播中使用国内话语体系，缺少故事、缺乏共情、缺失背景。另一方面，在国际传播中自说自话，或者各说各话、传而不通。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背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新闻报道，以及渲染地区冲突中违背人道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国际传播中的“说理”，要站在人类整体立场、要基于共同体目标，仅从民族主义出发不仅容易引发国际公众误读，也会失去国内公众认同。长期以来国际传播从业者的路径依赖惯习，既包括对传播思维的依赖，也包括对传播话语的依赖，甚至包括媒体渠道的依赖，缺乏受众意识。优秀的国际传播人才是“具有高端对话能力、坚定国家立场又充满个性魅力的意见领袖”，其素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素质，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二是专业能力，即对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分析能力、对本土传播资源的整合应用能力、改善国际舆论和进行有节制斗争的能力。因此，加强国际传播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职业能力培养的第一步。海外实践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国际传播后备人才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积累行业人脉；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打破“以我为主”的路径依赖惯习，增强受众意识。要鼓励和支持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参加海外实践，将专业理论与传播实践有机结合。国际传播从业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坚持开放和创新的原则，根据时代形势和新闻传播的需要，反映社会、引领社会，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对于国际传播人才来说，马新观教育要针对当前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针对性地提高国际传播人才的新闻价值判断力和新闻话语表现力。坚持马新观具体体现为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期，全球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博弈，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未来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摩擦仍将继续，以智能化信息技术为主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规则博弈加剧，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将被削弱，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受制于人。因此，国际各方面局势的不明朗，也将增加海外市场投资及企业经营的难度。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文化风俗习惯等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产业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需要时刻关注本土化的经营状况。企业出海受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某些国家地区保护主义盛行，营造有利于本土企业的市场环境。二是各国对外来企业的“准入政策”有不同要求。三是国内互联网企业本土经营能力不足。四是缺乏本土化运营的人才队伍。不断提升隐私信息保护、网络数据安全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较大地限制了互联网企业对数据的搜集分析、协同传输，跨境出海的风险也不断提升。各国都在不断加大立法的完善程度和执法监管的力度，因此很多企业在出海时，都要面临来自不同国家区域、不同行业体系的更为严格的法律要求。国内曾有不少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因违法违规遭国外下架处罚。互联网企业开展境外业务主要靠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和资本合作两类途径，不同国家的法律在针对数据治理、网络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必定存在差异，两种出海模式都将面临着更严格复杂的监管审查。同时，各国在对互联网监管的过程中，普遍增加了对资本来源国和实际控制人的审查。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动，国家应鼓励互联网企业继续向全球化、国际化发展，继续扩大开放。企业出海则要从了解国内、出海国家政策及国际形势三方面入手。首先，对于国内而言，要将自身发展与国家相连，坚持“双循环”大背景下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深化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增强对国家政策机制的理解，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等政策资源优势。其次，要加强与出海国家之间的利益沟通，促进共赢。最后，要开阔眼界，盯紧国际形势变化。对于出海的互联网企业而言，不同国家地区的多样化、差异化市场是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企业需要具备应对不同市场之间的差异化生存战略，根据本土化需求开展工作，提升跨国经营的能力。一是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二是要建设“本土化国际化”的人才队伍。三是注重将当地文化与国内的背景连接。针对日益严峻的网络数据安全形势，企业首先要明确相关法律的责任义务，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提出的数据安全的法律规定，履行数据出境安全管理义务和要求，防范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并通过制度和平台工具，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和实施路径。其次，企业可以积极寻求一些国际组织的帮助。再次，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的数据和网络安全防控能力。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各国形势的变化和社会舆论的风向，对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社会、文化、法律、政策、市场等进行全面分析。第一，海外投资必须建立能自我发现、分析和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第二，依靠政策工具和国家政府部门，为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海外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有效维护企业的海外利益。第三，还要加强法律人才配备，并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作用，多交流咨询，审慎决策，减少经营风险。5.加强自身管理，严格遵守国际市场法规条例合法合规经营是企业出海的基础。互联网企业出海后，必须充分研究对应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与当地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联系，围绕海外监管规则分析调整自身的业务模式，确保在业务本地化执行过程中的环节合法合规。此外，企业还可以综合考察当地劳资关系、消费者保护等多方面的法规要求，把握不同市场规则条例，提升企业运作的规范性，树立可靠安全的互联网企业形象，增加企业当地化运营的可持续发展性。2023杭州亚运会共有亚洲45个国家（地区），1.2万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这是一场全亚洲瞩目的赛事，也是一个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契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充分发挥全媒体多语种传播优势，为全球受众奉献了一场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视听盛会。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对外发稿被79个国家和地区的441家海外主流媒体采用播出5126次，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多语种特稿获1173家海外主流媒体转载3365次，持续掀起海外传播热潮。同时，中国人民对叙利亚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夫妇跨越千山万水出席亚运会开幕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中国和谐友爱的大国形象。2.北京冬奥会与国家形象：2022年2月4日20点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全球观众通过屏幕上充满科技感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平地而起的冰立方、破冰亮相的冰五环、晶莹剔透的大雪花、流光溢彩的LED地屏、从演员脚尖绽开的朵朵冰雪之花……欣赏到冬奥会开幕式时，美轮美奂、虚实莫辨的艺术效果令世人啧啧称奇，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北京冬奥会、对现代化中国的兴趣。3.云南野象迁徙“出圈”：2021年4月以来，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场罕见的云南17只野生亚洲象的远距离迁徙活动。迁徙中，大象感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怀，当地人没有伤害它们，放任其直接在农田里觅食，人们在车里观察、守卫、照亮道路，借助无人机监测迁徙。这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饱含了我国生态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传播了我国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是形塑我国生态文明形象的绝佳传播机会。据《俄罗斯报》报道，亚洲象群在中国迁徙的视频打破了点击量纪录，数以千万计的人观看了由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吸引数以亿计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象群的旅程。多国媒体都对本次野象北移事件进行了报道，可谓是“野象出圈”。4.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国际传播实践：2021年抗疫期间，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制作了《生死金银潭》的专题纪录片，真实记录了武汉疫情期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抗疫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该纪录片还被放到了海外短视频平台进行播放，转发、评论和点赞量无数。5.中国日报国际传播实践：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日报充分采用了“5G+4K”与“5G+VR”等前沿技术，借助于中国日报的报纸、网络和社交媒体账号组成全媒体报道矩阵，实现了跨时空的同步传播。中国日报还紧紧跟随媒介融合潮流，利用大数据算法分析，针对不同媒体的特性将差异化的内容精准投放到不同媒体用户手中，并且以“中国”论坛的方式与国内外粉丝互动，持续报道“两会”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国际上打造出专属的移动端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答题金句 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新的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为契机构建全新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升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当前中国新型主流媒体的时代重任。【可做引言】2.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和对外话语权建设需要注意加强对“地方中国”的实践诠释，既要讲好故事，也要讲好道理，避免落入西方价值体系的话语陷阱；同时，也要注重构建“全球中国”的传播格局，发挥新闻媒体介入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力量，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和文明交流。【可做结语】「高频考点专题笔记」完整版如何获取？从本周开始，小田心将会在「高频考点专题笔记」专栏为大家持续更新4期超高频、超前沿的高频考点专题。4期之后，小田心将会为大家上线完整版「高频考点专题笔记」购买链接，如果想要获取更多专题知识，还请持续关注小田心哦~ 以上内容整合自：[1] 张彩霞,杨永军.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使命、维度与实现路径[2] 郭可,王宁.新时代国家形象塑造及全球传播路径反思[3] 中国国际传播与国际话语权建设[4] 褚章正.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构建[5] 雷毓秋.文化霸权：媒介全球化中的话语权[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7] 王帆.“对外传播”概念的探讨和辨析[8]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9] 马龙,李虹.论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10] 李明德,乔婷.中国国际传播：历史演变、现实背景与前沿问题[11] 郑保卫,王青.当前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2] 张卓.智能传播时代我国国际传播探究[13] 彭涛,何雯雯,张琳曦.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14] 张昆,蒲蕤.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战略与建构路径[15] 刘滢.“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目标、实现基础和实施路径[16] 黄楚新,王珏.借力新媒体，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17] 张雅欣,钱昕冉,王思思.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国家媒介形象建构——以纪录片《盛会》为例[18] 田方,戴运财.YouTube平台中国生态文明形象媒介传播效果评估研究——以“野象北迁”新闻报道为例[19] 沈雨敏.新型主流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话语路径[20] 徐敬宏,袁宇航,巩见坤.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话语困境与路径创新——基于文化语境的思考[21] 杜建勇,苏铭.外媒报道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探索——以外媒北京冬奥会相关报道为例[22]骆正林,张雨龙.“一带一路”倡议与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3] 谌利.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感召力的提升策略研究[24] 陆地.周边传播理论的创新与活力[25] 吕鹏.数据殖民主义：理论脉络、殖民范畴与治理主体[26] 孟浈浈,张举玺.空间转向与符号流动：数字化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建构[27] 党琼,李时娴.国际舆论场中计算宣传隐患研究[28] 赵永华,窦书棋,赵家琦.观念政治下的网络战：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战的观念更迭与范式转换[29] 朱巧莲.以“全球发展倡议”持续提升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30] 冯莉,丁柏铨.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和国际舆论斗争效能研究[31] 任孟山,李呈野.从电报到ChatGPT：技术演进脉络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史论[32] 党琼,李奕霏.智能、沉浸与场景：元宇宙时代的国际传播[33] 高金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图景1——基于18国媒体相关报道分析[34] 牧文苑.地方政府部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探究——基于Instagram账号@anhui_travel的分析[35] 赵洁.社交媒体“个体传播逻辑”与国家形象塑造间的张力[36]邵培仁,陈江柳.丰富“中华”想象：数字时代如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37]骆正林，张雨龙.“一带一路”倡议与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38] 孙利军,高金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国际传播人才“三观”研究[39]郭全中,李祖岳.动因、挑战、破局：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初探[40]孙翔飞.媒介热点透视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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