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1）

我国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模糊，造成这些学生并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1.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定位不准。因行政管理专业脱胎于政治学的这种学科渊源，使其政治学倾向严重。

2.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隶属模糊。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既有隶属于管理学院的，也有设置在文法学院、法政学院的，这种专业和学院的隶属不明导致培养目标模糊和学科定位不准。

3.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功利化。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模式在教育要求上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忽视了大学生个体的主体意识、人文素养培育和精神发展需要，导致其培养目标呈现出一种浓重的功利化倾向。

（二）教学内容陈旧，与相关学科割裂

1.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交叉重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陈旧，存在严重的交叉性和重复性，基础理论讲授偏多，技术性、应用性内容较少，忽视了对行政管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2.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脱离现实生活。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必须与学生主体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从其现实社会生活中集取，经提炼-升华-创新-发展，再走进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这也是当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理论的出场方式。然而，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内容陈旧，与相关学科割裂，此种教学教育活动与学生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无法相融，使教学内容既远离了学生主体，也远离了现实生活本身。

3.行政管理专业的教材陈旧落后。行政管理专业的教材内容与时展脱节，存在内容陈旧落后、缺乏特色、更新缓慢，缺乏时效性、针对性和方向性等问题，仍停留在以政治学研究为重心的范式上，忽视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过于强调定性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定量或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

4.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与相关学科融通不足。大多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与普通高校相同专业雷同，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单一化，缺乏与相关学科的沟通和融汇。“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以及法学等学科都包含了行政管理学知识，是与行政管理学息息相关的学科，但除此之外，与行政管理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还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财政学、统计学、公共关系学、高等数学等。在我国，这些学科与行政管理专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妥善地处理好，越位与缺位两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行政管理专业设置课程的数量，核心课、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及开课的先后顺序缺乏科学研究和规划，理论与实践课程之间脱节、冲突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有机联系，干扰了教学计划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三）教学方法以灌输为主，缺乏人文关怀

1.强调工具价值而遮蔽其人本价值。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体现，也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当前，行政管理教学过程中却呈现为一种教育者将学生当作控制和被动说服的对象客体的“控制性说服”教育，强调其工具价值，遮蔽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人本价值和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

2.强调知识讲授，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存在实践教学少、平台构建难等问题，虽然在此领域教学中已推行“案例教学”法，但大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方法仍比较机械、单一，基本局限于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缺乏双向互动和交流。教育理论以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作为基础，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将教育视为教育者对学生的一种单向压制、灌输和教化。实践平台和锻炼机会较少，导致学生基本技能得不到培养和提升，致其实际操作能力较差。

3.强调集体灌输，学生自主性缺乏。在教学方式上，教师仍照搬和采取传统的，具有机械性、静态性和单向性的集体灌输方法，导致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的实际效果背离了最初的教育设计理念和评估价值预期。

4.片面强调“应是”的单向理论叙事，缺乏“实是”的思想引领。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认知图式和精神世界缺乏了解和沟通，片面强调“应是”的单向理论灌输，缺乏“实是”的思想引导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关照，俨然成了与学生无关的思想独白和理论叙事。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理论应有的阐释力与吸引力，导致学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抽象的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理论和教学内容，而不能主动思考和自发创造”。

（四）师资队伍的学科知识结构单一，滞后于专业发展

1.师资队伍建设滞后于行政管理的学科和专业发展。行政管理专业是源于政治学专业的新增专业，其大部分教师由原政治学、哲学和社科专业转岗而来，缺乏在政府等行政部门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影响专业教学效果。同时，由于兼职教师的聘任制度，学校难以组建一支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兼得的师资队伍，导致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缺乏具备教学理论与社会、政府或企业一线实践经验的学科复合型教师。

2.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亟需提高。当前，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缺少实践经验，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岗位上的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虽然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良好的科研创新能力，但很少能在教学过程中将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运用于教学、实训、创新等实践活动中，其教学方法、授课艺术和实践教学水平等仍有待提高。受人事管理制度和经费制约，在高校具有行政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较少。同时，教师应具备较强实践教学能力的观念未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高校引进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师时，忽视了实际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和技术水平，过于看重学历和职称，导致教师达不到“双师”标准。这种状况既阻碍了高校行政管理教学改革的进程，又影响了学生行政管理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跨学科背景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一）培养目标：适应社会，专一多能

在跨学科背景下，要加快转变培养理念，确立专一多能、適应社会的培养目标和方案。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相异于其他人才培养之处，就是其不仅知识广博，且具备实践管理能力和开创精神。

1.具备专业基础理论、终身学习能力和人文素养。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要学习和掌握广博的人类文化知识，具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积极吸收优秀、科学和健康的思想成果，具备科学的公共行政精神、价值观和健全人格，使其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终身学习能力和习惯，以及终身受益的人文素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21世纪人才的要求是“学会求知，具有主动获取知识能力；学会综合，具有多科学、多方位、整体I生综合能力；学会沟通，具有和组群共事、协作的能力；学会做事，具有实际操作和动手的能力。”因此，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才能使其终身学习、沟通、协作、创新等能力获得持久不竭之动力，人文素养之养成才会有肥沃的土壤。

2.具备协调、沟通与合作等实用性社会事务技能。大多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首重学以致用，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的行政管理实践工作中。这就需要在培养学生之时强化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环节教学和实用技能训练，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其自身分析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等能力，多途径地采取措施，为学生提供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使其在行政管理实践中提升与他人、团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合作能力。如，教师可结合所授专业课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带领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吸收和引导学生参加教师所承担的课题研究或调研工作，从与教师的学习、交流中提高自身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写作能力。

3.具备社会调研能力、创新思维、公共危机应对和处理能力。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要具备对原始资料和相关客体进行调研、收集与整理的能力，以从中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要开发创新和应用思维，提升其公共危机应急和处理能力，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使其在多种复杂的行政管理实践工作中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

（二）教学内容：多学科化

1.增加跨学科和应用性课程设置。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存在学科理论基础薄弱、课程设置滞后、课程内容设计单一、学科视野狭窄、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的特点。基于此，应强化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理论体系和课程内容设置的改革，增设跨学科、前沿性和应用性课程，尤其是创新跨学科背景下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跨学科背景下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课程设置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做到多学科的融会贯通，紧紧围绕行政管理专业来设置课程教学的基础课、专业课和必修课，以及与行政管理学科相关联的选修课程，使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课程体系设置尽可能科学、合理、高效，从而利于行政管理专业与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互通、互渗、互融，利于专一博广、专一多能的培养目标的达成。

2.追踪学科前沿，更新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行政管理专业必须要体现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学术前沿，适应现代政府的需要，符合创新型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这些都需要在教学内容中及时更新和体现：一要灵活多变，让学生能够根据自身兴趣进行多样化的课程选择；二要注重实际运用，开设一些能够有效提高学生行政管理技能（诸如文字表达、电子政务、信息处理技术）的课程；三要培养和提高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内涵不仅涉及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素养，行政管理的专业技能、技术创新和社会综合能力，还包括自我公共价值观、公共行政精神、精神气质和健全良好的人格。行政管理专业理论和实践教学应注重培养和提高大学生主体的人文素养。

（三）教学方法：多元化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应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力求在教学方法上寻求突破。教师应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交流、互动，采用多元化的启发、诱导和讨论的教学方法，通过设置仿真情景演绎，采用阅读与模拟课堂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寓教于乐、学生在寓教于学的双向互动和交流过程中真正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各项教学内容。

1.坚持教学与科研并举，以科研助教学，以教学促科研。一是改革评价标准，出台各种奖励措施，设立科研基金，引导和鼓励教师积极进行科学研究，为申报省部级、部级乃至更高级别的课题项目创造便利条件，制定和出台资助和奖励高水平学术成果和专著出版的政策规章，增强支持教师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力度。二是鼓励教师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效益。教师可将最新的科研成果纳入教案和讲稿中，使教学内容推陈出新，在课堂上及时向学生推介行政管理学科和相关专业课程领域的前沿动态和发展热点，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话题讨论。

2.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依托教师和教材的单项传播和灌输的授课方式在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中占主要模式，这种授课方式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师生之间交流的平等性，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生成和健全人格的形成。一要增加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教学环节，着重培养和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应对和处理突发式公共危机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素质。二要在课堂教学的互动过程中注重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应用，开展案例分析、电子政务情景模拟、学术沙龙、分组辩论等，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三要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为学生参与和模拟行政实践事务、社会活动创造场地和条件，使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他人的评价、与他人的比较参照反省和提升自我，实现正确的自我认知。

3.推行以案例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加快教学方式的现代化。以案例教学为主，辅之以理论讲授、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和实习等管理学科的教学模式在美国备受推崇，我国可以借鉴，在行政管理专业改革中通过适度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让学生在实地和虚拟情景中学习“案例”。一要做好案例教学法的理论探讨和准备工作；二要构建前沿动态和典型的案例库；三要推展案例教学法试点工作；四要建设实用的案例教学室和实验室。同时，改革考试的评价标准和考试方法。采用卷测、案例分析、面试访谈和情景模拟等多元化的考核方法，促进考查学生应试能力向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转变。

（四）师资优化：建设复合型人才队伍

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应通过多渠道、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引进、聘请专业新教师，加强新型行政管理人才的师资队伍建设。

1.引进新的师资力量。一要引进国内外行政管理专业的优秀博士，充实青年教师队伍；二要引进和聘请行政管理各学科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素养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公共管理部门官员做兼职教师。

2.鼓励在职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或赴国内外名校访学、进修。学校应出台多项措施、政策，鼓励在职青年教师通过读博、进修和访学等多种方式来改善和提升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学历和知识结构。

3.多形式聘任本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国内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可担任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管理者，其行政管理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素养较高，可聘请其来校做兼职和客座教授。

4.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高校应想方设法提高行政管理专业教师的业务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建设和培养一支既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行政管理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五）课程体系设计：跨学科同质性耦合

1.增设跨学科耦合课程，改革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高校行管专业的教育理论和社会实践环节严重脱节，应增加作为学科新基础或反映学科前沿的实践性、应用性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政策分析方法、公共管理技术等形态。“改造行政学专业旧的课程体系，大量增加跨学科、前沿性和应用性课程以及教学内容，有利于形成一个真实反映当前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现状，有较强综合性、应用性、完整性的，较合理的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2.加强复合型、应用型管理人才需求的行政管理专业系列教材建设。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质量，探索行政管理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必然要从教材建设抓起，应注重建设和出版反映国内外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和科研成果，贴近我国国情、政治发展和行政管理的系列教材。

3.优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优化要着眼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主体性的生成、未来的发展愿景和创新意识的培养，遵循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原则，通过科学的课程体系设置来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结合本校教学资源和师资结构合理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时间和进度，将实践教学贯穿于教学体系设置中。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2）

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1-0100-04

引 言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学和高阶理论的发展，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对公司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放开传统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现有文献研究认为管理者个人的人类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等因素会影响到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由此会影响到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在高层管理团队中，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作为整个公司经营的最重要决策人物，其个人特征对公司决策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而在所有的个人特征中，专业背景会更深入地影响到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管理偏好，进而影响到其所作出的决策。在公司财务研究中，财务专业背景更与财务政策相关，因此CEO的财务专业背景与公司财务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为公司金融作为新兴理论，放开传统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对公司经营决策各参与方的心理和行为对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行为公司金融在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时，由于其心理学指标难以观测，因此数据比较模糊，影响了研究效果。Hambrick & Mason （1984）提出了高阶理论，认为管理层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一系列人类学特征与其认知水平、心理情绪等密切相关，可以通过这些便于观测的人类学特征来分析其管理能力。高阶理论的提出，为行为公司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可行的研究路径，关于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公司经营所产生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这些文献中，相当多的研究集中于管理层个人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Adams，Almeida & Ferreira，2005；Graham，Harvey & Puri，2013）。研究发现，管理者的年龄、在职年限、性别、教育背景、管理层规模等背景特征与公司治理和绩效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另有部分研究针对管理层特征与公司的财务政策。Bertrand & Schoar （2003）发现，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带来不同的管理风格，并且带来不同的公司融资和投资等财务决策。Malmendier & Tate（2005）的研究分析了公司管理人员的个人特征，指出不同特征的管理员可能具有不同的过度乐观倾向，以此会影响到公司的投资政策。■ & Metzger（2014）研究了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指出不同专业背景的CEO会影响到公司决策。已有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指标集中于学历、年龄、性别等人类学特征或者个性特点。Malmendier & Tate（2005）研究了教育背景的影响，Kaplan，Klebanov & Sorensen（2012）研究了个人人类学特征，Graham，Harvey & Puri（2013），Malmendier，Tate（2005）研究了性格特点。很少研究关于CEO的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仅有■ & Metzger（2013），■ & Metzger（2014）对CEO的专业背景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文献

国内关于管理层个人特征与公司经营的研究，多数是针对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余国新等，2010；林勇、周妍巧，2011；梁栋桢，2012）。这些文献从管理者个人以及管理团队的特征出发，研究了管理者的年龄、性别、学历等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管理者个人特征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姜付秀等（2009）发现管理层的教育水平、管理层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董事长个人的学历、年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过度投资也有影响。柳雅君（2012）研究了管理防御视角下的CEO背景特征与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性，发现CEO的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CEO任期对现金股利政策有一定的影响。黄国良等（2013）发现CEO任期越长，职业经历越复杂，越倾向于高现金持有，高学历和具有管理学科专业背景CEO倾向于低现金持有。刘钊（2014）发现CEO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任期越短，并且为男性时，企业较少采用负债融资。国内文献在对管理层个人特征进行研究时，大部分研究指标都是关于管理层年龄、学历和性别，少部分研究涉及到管理者个人背景和专业背景（姜付秀等，2009；柳雅君，2012；刘钊，2014）。

参考上述文献，本文将对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高阶理论，管理者的专业背景对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模式有重要影响，会影响到管理者所作的决策。本文针对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政策进行研究，资本结构、投资结构、股利分配和现金管理被认为是公司财务政策的总体反映，本文对这几方面的政策进行分析。

1.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各项资本的来源及其比例关系，是公司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结果，也反映了公司的财务杠杆水平以及财务风险程度。结合参考文献，笔者认为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资本运作能力比较强，能够承担较高一些的财务风险，因此会采取相对灵活激进的财务政策，会利用更多的负债。据此提出假设1：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会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

2.在投资结构方面，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可能会更倾向于在资本市场运作，通过对其他公司的控股来扩大公司规模，而不是通过公司内部的生产经营。因此在投资的时候会更加注重长期股权投资。据此提出假设2：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会有更多的对外股权投资而不是对内实务投资。

3.在利润分配方面，具有财务背景的CEO会更偏好资本运作，因此会更加倾向于将资金控制在公司而不是分配利润。据此提出假设3：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会分配更少的股利。

4.在现金管理方面，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CEO可能会更擅长于有效管理公司的现金，会更倾向于将多余的闲置资金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形式获取收益。据此提出假设4：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更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资本结构、股利支付率、投资结构以及现金管理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比率。资本结构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具体是公司的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股利支付率用股利支付与当年净利润之比衡量。投资结构用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支出的现金与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两个指标的比率来衡量。现金管理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比率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其与货币资金之和的比率。

2.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是CEO财务专业背景。该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当CEO的专业背景是财务专业时，取1，否则为0。本文所确定的财务专业背景包括教育背景是财经专业，或者从事过财务、金融等专业的职位，比如财务总监等。为了确保CEO在公司管理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本文在选择的时候要求研究对象同时兼任CEO与董事长两个职位，这样可以充分保证CEO在决策团队中的核心地位，能够对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另外，考虑到任期达到一定时间之后才会有显著影响，本文选用了在同一公司连任5年以上的CEO进入样本数据。

3.控制变量：很多因素对公司的财务政策都有影响，本文在分析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控制。CEO的个人特征方面有CEO年龄、CEO性别和CEO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财务指标中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资产规模等对公司财务政策会有影响，也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资产负债率在本文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但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财务政策也有影响。因此在对股利支付、对外投资和现金管理进行分析时，资产负债率也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各个变量的定义和具体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设立模型（1）如下，用于检验假设1：

Leverage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Cashflowi，t+β5Asseti，t+β6ROAi，t+εi，t

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2：

Invest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Leveragei，t+β5Cashflowi，t+β6Asseti，t+β7ROAi，t

+εi，t

模型（3），用于检验假设3：

Dividend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Leveragei，t+β5Cashflowi，t+β6Asseti，t+β7ROAi，t

+εi，t

模型（4），用于检验假设4：

Seci，t=αExperti，t+β1Agei，t+β2Genderi，t+β3Educationi，t+β4Leveragei，t+β5Cashflowi，t+β6Asseti，t+β7ROAi，t

+εi，t

各模型中变量的解释如表1所示。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3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之所以选取制造业公司，是因为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企业对资金需求较大并且更重视资金的运用。本文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在对数据处理时排除了ST、PT企业；排除了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排除了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最后以1%的水平剔除异常值。根据本文要求的CEO任职年限的约束，最终获得了435家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0软件。

（二）描述性统计

1.CEO个人特征变量。根据变量设定和数据要求，本文数据最终包含435名CEO。所有CEO中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45人，非财务专业背景的390人。CEO的年龄、学历和性别变量的描述如表2所示。本文没有发现CEO的年龄、学历、性别与专业背景之间有相互关系。

2.公司财务数据变量。对公司财务数据变量的描述分析中发现，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收益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低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货币资金比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对外投资比率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而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和公司规模在两类公司中没有显著区别。具体如表3所示。

（三）回归结果

表4显示了模型的检验结果。第（1）列给出了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财务专业背景的系数是0.067，p值为0.006，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显示出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要显著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这与本文的假设1相符。第（2）列显示了公司对外投资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CEO财务专业背景的系数是0.801，p值为0.015，在0.0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更多地对外投资而不是对内投资，通过资本运作而不是实际生产经营来扩大公司规模，这与假设2相符。第（3）列是对公司股利支付率进行的分析。这个回归结果显示财务专业背景的系数是-0.059，p值为0.032，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相比，分配更少的股利。这个结果与假设3相符。第（4）列显示了CEO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货币资金比的影响。财务专业背景系数是0.005，p值为0.063，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务专业背景的CEO更擅长于资金运作，减少资金闲置，将资金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形式获得更多收益。这个结果与假设4相符。

四、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财务政策有一定影响。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要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2）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股利支付率要低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3）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的对外投资要高于非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4）具有财务专业背景CEO的公司持有更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增加资金收益。财务专业背景提供了财务思维方式和理财方面的专长，因此这类CEO更注重资本运作，希望保留更多资金，更擅长通过对外投资来扩大公司的规模。CEO的财务专业背景对公司的财务以及经营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公司在聘用CEO的时候宜根据本公司的特点和发展方向选择合适的CEO，财务专业背景也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作为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评价也宜考虑到CEO的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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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3）

一、引言

针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其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成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内容，因此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包含有行政管理专业。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加上职业教育的迅速推广及发展，职业教育在学科设置上逐渐与高校学科设置相靠拢，逐步实现我国高校层次教育教学的一体化，而行政管理专业是职业教育环节中的重要学科内容之一。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结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教学的主要理念，为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技能型学生而设置对应的教学改革。国内相关研究学者，针对职业教育背景下的行政管理实践教学改革的方向及总体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如吴江等人认为，职业教育应培养专业技能和素质呈现并列发展的人才，强调的是整体化的实践教学意识，并以学生为本，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并提出了基于案例分析法、社会实践调查法等行政管理学科教学实践。

二、职业教育下行政管理实践教学框架分析

在任何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校、教师都承担着辅助的作用，而学生处于教学主体地位，是受教者的身份，因此在职业教学过程中，应分清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与学的关系，提升教学效率，构建“三位一体”式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专业领域的教学中，学校、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主要的教与学的框架结构，其核心是将职业教育下的所有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整合，用于解决地方空间中的公共发展问题，因此组建以行政管理专业领域为基础的教学框架，才能够结合学校的发展需求，教师的教学需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基于人才培养、科研与行政管理一体的教学框架模式。其中，在此“三位一体”式的行政管理专业领域教学的过程中，学校和教师是主要的执行者，承担着互动决定的教学效果，同时也是实践教学理论中最为关键的行为特征体系。在职业教育背景下，只有创新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才能够顺应和发挥学校和教师“执行者”的作用，使得整个教学过程变得更加职业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三、学校应整合校外专业资源，扩展基于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平台

（一）加强校外专业资源培训力度，提升实践教学平台的培训质量

为了能够满足职业教育教学环境下学生对行政管理专业理论知识的需求，应以建设校外资源教师培育体系为重点，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行政管理专业理论水平，更好地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服务。因此在加强校外资源教育培训力度的过程中，应首先规范本学校教师的考核标准，这也是校外教学资源教师团队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规范化教师考核机制下，能够便于发现学校创新行政管理专业型人才，同时能够有利于获得教师自身评价结果的赞同。科学的校外资源教学评价的完善不仅代表了学校学科建设过程中投入力度，同时也代表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科建设的教学规范化，营造了良好理论知识指导教学氛围。职业教育学生校外资源对于教师团队的培训质量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受培训教师职业能力的影响因素最大，因此应建立完善的校外资源教师教育培训体系，不但要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同时要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全方位的加强行政管理专业辅导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例如，应创建基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实践平台建设的教师技能培训模式，形成“以赛促学、技赛结合”的教育教学培训方式，鼓励行政管理专业培训教师带领学生团队积极参与到学科教学示范中，在教学公开课示范的举办形式上，可以以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为契机，注重学科专业知识与实践动手能力的结合。参与实践平台建设的创新比赛，可以提高学生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的实践能力，同时作为带队教师，可以调动教师的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教学积极性，将行政管理专业园的创新运行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其次，可以引入“工学结合”的项目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理论指导模式，以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辅导园区为主导，联合高校教师教学资源，围绕相关企业的发展模式，提高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团队的创新自主性及产品的研发性。

（二）开拓行政管理实践教学改革模式的发展途径

作为学校，要充实各专业领域的教师培训机制。而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培训的主体是专职的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教师，将行政管理专业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战与市场结合，行政管理专业交流会、校企合作交流会、行政管理专业技术指导等模式的交叉应用，不仅能够有效的提升行政管理教学专业团队的基本知识体系及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教师的教学理论，为实践环节下教师教学培育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在实践教学改革模式的创建中，应构建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教师之间的交流空间，进而了解指导教师彼此间行政管理专业团队的不足，并增加相应的技术指导，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团队整体实力。在行政管理专业园之间运营交流会议上，可以以建立实践资源为主，深化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培训计划，并将行政管理专业园的行政管理专业培训模式进行分享，构建和打造行政管理专业文化氛围。例如，在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培育的过程中，以“请进来、走出去”的交流培训模式为主要工作方向，让行政管理专业培训教师能够通过参会，达到互相交流的目的，明确自身的教学目的，并清晰的了解自身教学实践中的差距，进而通过培训了解自身带队的行政管理专业项目的未来市场需求；此外应挑选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导师深入到其他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园区开展交流和学习工作，并可派遣部分教师参与技能培训，到企业挂职锻炼等，这样一来，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教学，实现不同层次的交流与沟通，为更好地服务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园而准备。

四、教师应创新教学模式、拓展实践教学内容

教师是所有教学活动的主体，也是与学生直接展开对话交流的实施主体，因此在选择行政管理领域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应充分的结合相对应的教学内容，选择合理的教学手段，来提升教师教学成果的扩大化。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教学内容过于狭窄，教学模式过于单一的问题，因此作为教师应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突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升教学模式的创新拓展。

（一）创新教学模式

1.创新型案例教学

职业教育背景下，教师更加注重的是对学生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应以创新型的社会案例为主，融入行政管理专业领域知识体系中，并构建基于创新应用为主的相关教学模式的合理化分析。首先，从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团队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教育教学项目，应大力的进行挖掘，并通过行政管理专业教育创新园的培训与孵化，将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项目进行转型，成功地将技术成果进行转化，体现行政管理专业项目的自身价值，同时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教育园区应吸纳此行政管理专业团队，并可免费提供相关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培训空间及场所，免费提供行政管理专业培训服务等，此外还可以给予一定的项目启动资金，为实现项目快速顺利地开展。从行政管理专业辅导教师角度分析，应联合高校，选拔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导师，到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园区进行指导教学，同时结合优质的行政管理专业项目，积极开展知识讲座，将专业知识与行政管理专业项目进行充分的融合，同时也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将理论教学与实践培养充分融合，实现行政管理专业园工作的高效化。

2.创新指导教师教学培训机制

例如，可成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导师库，对于入选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导师库的专业教师，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同时也可以吸纳一定数量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成功人士到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导师库中，对职业教育背景下学生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团队中遇到的实际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问题进行疑难解答，并鼓励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导师，将教学科研项目成功的融入大学课堂，激发学生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欲望，提升教师教学创新理念。再比如，可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对于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教师与学生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团队合作运行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项目的，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和政策倾斜，加大对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指导教师的考核力度，将科技转化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纳入考核标准等，以此激发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导师的培训与教学理念。

（二）拓宽教育教学内容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4）

【关键词】

融资策略 风险投资 方案设计

Abstract：Our country since the mid 1980 s began to explore development of venture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who h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i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even become the leading role， however， these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the institutions who has the background of local government ， is mainly by their own funds to operate，there are a few of institutions who can really use of private capital .Thus， as a policy resource this is also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ich causes the current VC/PE industry， investment listed before the enterprise funds serious excess， invest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the serious shortage.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not merely a simple or pure investment behavior， This kind of investment behavior played a crucial role on venture of continuous producti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has the government background venture investment agencies doing financing solutions must to VC/PE for long term， the system of strategic layout and system arrange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rom the Angle of the theory of innovative to design the government background venture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financing scheme， and has been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in changsha venture capital management co.， LTD.

Keyword： Financing strategy；venture capital；schematic design

政府背景投资机构在发展创业投资中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创业投资的主角，从理论的角度，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研究也由来已久，政府采取直接手段来支持风险投资，直接成立风险投资平台，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创新企业在种子期和初创期较多的风险资本投资可以带来较多的政府风险资本投入，这一结论与主流预期有所不同（Sophie Manigart 和Christof Beuselink，2001）。Ferrary（2010）探讨公共机构风险资本投资人投资创新企业时进行联合投资的逻辑依据。而Leslie A 和 Philippe C. Wells（2000）通过对21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分析，对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主要因素之一的政府政策对于风险投资的发展影响巨大，而且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面对其他因素的敏感度要比非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小得多。

许多学者对中国风险投资的政府背景也十分感兴趣。张学勇，廖理（2011）有研究指出，相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外资和混合型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IPO抑价率较低，股票市场累计异常回报率较高，

陈伟（2012）把活跃于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公司背景风险投资以及独立风险投资，得到独立风险投资认证能力最强，企业背景风险投资次之，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认证能力最弱的结论。

从上文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尽管理论界对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在探讨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融资方案等方面还鲜有论述，本文从理论的角度，试图对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提出一些风格、决策等方面的思路的并真正支持我国的创业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创业市场氛围。

1.设计目标

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平台：（1）建立类似具有现实操作价值和可复制性的融资模式；（2）有利于多层次放大引导效能、民间资本积聚，提高项目投资强度；（3）有利于机构长远、系统的战略布局和制度安排；（4）有利于克服投资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解决早期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5）有利于放大政府风险资本的杠杆，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2.功能定位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机构融资策略方案设计的功能定位是是借助政府资源，利用创投市场建立的深厚人脉资源，整合官、产、学、研、金多方资源，努力实现满足基金各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积极创新融资渠道和经营方式，保障股东利益的稳健快速增值；（2）完善有关的制度安排，完善激励机制，实现经营团队的多层次目标；（3）加大对目标企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降低创业风险，促进小企业的快速成长；（4）引进多方资本和智力支持，推动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区域经济发展。

3.融资方案设计框架

结合国内外几种投资机构的融资方案的比较分析，以及所采用的融资组织模式的选择，本文提出目前适合政府背景投资机构的可复制的优化策略模型，思路框架图（如图1）：

4.运作思路

本文设想，通过分层次融资、以产业为导向的多层次的组织架构，有利于进一步放大政府资金的使用杠杆，并进行专业化的管理。（1）第一步，集合经营团队、政府和外来投资者，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母基金。政府资本的介入主要是为了增加母基金的信用，并为母基金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支持；经营团队作为主要的资金管理者既享有经营的超额收益的分成，又投入少量资本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这样可以同时解决激励和风险约束的问题；外来投资者借助这个平台既分享了政府的现有资源，又通过投入了一定的资本享有有关收益。同时，母基金作为载体，可申请国家引导基金的进一步支持。这样，通过成立有限合伙制的母基金，公司的管理资金规模得到第一次放大，同时激励了管理团队、规避了公司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上市后划转社保基金等一系列的问题。（2）母基金运作成熟后，第二步既可以由母基金针对特定的融资对象，选择特定的优势行业发起设立专项产业投资子基金，也可以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以项目合作的方式专门针对单个项目进行合作和投资。这样母基金管理的资本规模得到二次放大。（3）成熟后的模式经过优化和调整后，在长沙市具备优势的产业进行复制。

5.融资的运作模式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引导基金具体运作可根据政府的行政级别可以相应的分为中央级别、省与直辖市级、地市级和县级四个层次。在运作模式上强调政府出资的引导和专业团队的管理。目前可参考的运作模式如下：

（1）政府出资在基金公司享有类似优先股的地位，按比如同期人民币存款利率收取固定汇报。如基金投资发生亏损，政府资本不承担投资风险；（2）可以特殊分成的方式，在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下，政府资本将收益拿一部分出来奖励给管理团队；（3）管理团队承诺与投资基金跟进投资比例，同时如果投资盈利，政府出资人将收益一部分奖励给管理团队；（4）政府资本可以采用阶段参股的方式吸引资本投资到引导的产业，也就是说允许管理团队在投资的项目中，符合一定条件内收购国有出资部分；

“十二五”时期，我国正处于全面健康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因此，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应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创新融资方案、运作模式。在政府调控经济、扶持优势产业、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Sophie Manigart，Christof Beuselinck.Supply of venture capital by European governments，2001，1-88

[2]FerraryMiehel.SyndieationofventureeaPitalinvestment：theartofresoureePooling.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etiee，SePtember2010，Volume34，Issues，P885-907.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5）

1.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组织者和引导者

辅导员工作是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大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大都是由辅导员进行的。高校辅导员要根据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负责好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和组织开展各种专题教育，培养学生党员和学生骨干。

2.学生的人生导师

大学生刚进入校园，第一次接触到的老师往往不是任课老师而是辅导员。在第一次接触中，辅导员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将来大学学习生活已经将来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为辅导员要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感悟引导学生，做好专业课程教育之外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学生的知心朋友

辅导员要和学生相处融洽，以作为知心朋友为目标。只有做了知心朋友，才能深刻了解学生想什么，才能正确一你到学生，才能做好学生的人生导师，才能做好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和组织者。

二、艺术专业背景高校辅导员角色扮演上的问题

1.作为思想教育者的角色扮演存在理解偏差

现今高校招聘的绝大部分艺术专业辅导员都是应届或者刚刚毕业不久的艺术相关专业大学生。这些辅导员在上大学期间由于自身性格、艺术大环境和艺术培养模式的影响，相比其他专业大学生更追求开放性和实用性。对于自身思想政治理论学习重视程度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对自我认知的约束和对学生无用，应该以所谓艺术的思维方式去教育引导学生，从而影响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角色重要性的判断。

2.寻求自身发展方向和途径存在困惑

自高校不断扩招后，专职辅导员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很多具有艺术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加入高校辅导员队伍。像艺术专业学生理想信念模糊、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和文化基础薄弱的问题，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本身作为“过来人”刚开始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也有一些问题；认为每天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讲政治”、“造表格”和“哄学生”等，这跟自己的专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所学几年的专业知识无法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自身未来发展在起跑线上落下其他专业背景辅导员一大节。这些是一部分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时常感到困惑的问题。

三、艺术专业背景高校辅导员进行角色扮演中的优势

1.有利于与艺术专业学生的沟通和交流

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经历过大学艺术专业培养和艺术环境的影响，对艺术专业学生的思想特点有着非常深刻的身心体会，理解艺术专业学生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辅导员和学生都是接触艺术，共同话题较多，容易进行交流，学生也愿意主动沟通，有助于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

2.有利于探知艺术专业学生学习中问题并反映给专业教师

不同的专业，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是有较大不同的。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本身是艺术专业学生出身，对艺术专业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有较深的理解，对艺术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能够较易洞察到并及时跟专业教师反映有针对的解决问题。

3.有利于指导艺术专业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本身经历过大学教育，有和本专业相关联的就业经验且了解艺术专业就业形势，这能够从就业市场前景角度加以分析，帮助学生结合社会专业岗位需要制定短期和长期学习规划，用身边成功的就业案例激励学生，让学生具备专业意识，引导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学习，了解艺术专业的发展道路与前景。

四、对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做好角色扮演的建议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素质

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室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从事德育教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辅导员打好政治理论基础对于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至关重要。而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本身进入大学时文化素养相比其他专业较薄弱，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还有不足，应通过经常参加培训、向同事学习和自学等多种形式来提高思想政治素养。

2.学习多种知识技能，具备较强的综合业务素质

高校辅导员具备良好的素质、合理的素质结构是履行其岗位职责、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作为艺术专业背景辅导员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应完善自身素质结构，应加强对心理学、管理学、交际学和职业咨询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提升。艺术专业辅导员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掌握更高超的技巧，用自己的专业精神使学生信服，从而能够在思想、学习和生活上对艺术专业学生加以引导，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学习、获取知识的能力。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6）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85-08

一、导言：文献综述与评论

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因上分析有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e inflation）。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论战中，规则论者强调通货膨胀的可控性，认为因为短期菲力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给外生性情况下，央行有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由于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theory）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和产出的动机，因此建议实施货币政策规则。Rogoff（1985）提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既有相机抉择又有灵活性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则事后通货膨胀可以下降。其逻辑关系是在央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保守银行家决定货币供给，其偏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保守中央银行家（中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偏好，或者说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如何决定？理论上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比如公众态度（Maier and Knaap,2003；Maier andBezoen,2004）、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保险、政府等，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给与的权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两者权重不是很明确）、政府偏好对保守中央银行家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自身的教育与职业背景等(Belden,1989)。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对通货膨胀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与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早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理解和认识，且后天的干中学效应（Learningbydoing）没有改变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在个人提升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ildea, 1990；Havrilesky，1990）。而职业背景不仅加深了他们及其所在行业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识（如房地产等行业明显喜好通货膨胀），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

国外学者最早研究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是Belden（1989），他发现，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投票决定经济政策时，委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等对投票有决定作用。Gildea(1990)、Havrilesky(1991)和Chappell(1995)研究了教育、职业背景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Ghlmann和Vaubel（2007）分析11个国家和欧盟1973―1998年的数据，发现：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最长职业背景考虑，在5%的置信水平内，保险公司背景和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如果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所有职业背景考虑，在10%的置信水平内非中央部委部门公务员背景的委员，在5%的置信水平内中央部门背景的委员、银行背景委员和保险公司背景委员，都有负的通货膨胀倾向；在1%置信水平内，中央银行背景的委员也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综合考虑了教育背景、最长和所有职业背景、央行独立性与不具有独立性、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后，他们发现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有通货膨胀倾向，相反，来自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尤其是在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一般经济学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法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比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倾向。研究支持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但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存在什么关系，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国与他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教育背景分布特点；最后给出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中国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划分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工程学和其它，委员有跨学科学位时本文仅考虑最高学位的教育背景（样本中仅2个人存在这种情况）。考虑中国具体现实，且结合国外文献（Gildea, 1990；Havrilesky, 1990），职业背景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一是只考虑此人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前最长的职业背景；二是考虑到样本中此人所有的职业背景，且分别赋予相同权重。职业划分为：银行家、保险公司管理者、经济学者、地方政府官员、中央部委官员、企业管理者、农民、中央银行官员。由于中国1997年才开始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也不是很频繁，样本选区从1997―2006年，样本区间比较短。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委员的教育、职业背景资料来自新华社播发的个人简历。样本区间以自然年为单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年内有调整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底公布为准。

1．描述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5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但是2000年开始由12人组成，2001年增加为14人，2002年增加到15人，此后一直稳定在14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从1997年到2006年分别是：11、11、11、12、14、15、14、14、14、14。2003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主要变化有：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为更全面、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据认为调整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见。

表1是1997―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所有任职与最长任职、年通货膨胀率、年经济增长率、年失业率分布表。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学历结构中经济学占绝对优势，为56%，各年总体稳定在7人左右，工科背景一直稳定在2人，占15%左右，再次是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委员。经济学背景占绝对优势是因为经济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体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其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系数很大，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按规定多由经济金融部门人员组成。从最长任职经历来看，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占前三位。一个显著变化就是：2001年以前，曾长期任职于银行的官员比例很大，36%左右，但是2001年后，有银行经历的官员只占不到10%；相反，中央部委背景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20%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7%。增加中央各部委背景的委员可以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现更多宏观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央行工作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从1997年最初设立时候的19%，提高到2002年的36%，最近几年稳定在20%左右。中央部委和央行背景的委员合计占77%。所有职业背景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银行管理者居前3位。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部委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委员各年基本稳定，银行管理者工作背景的人员逐年下降。所有职业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人员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特点、中国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官员的提拔方式，即看重地方工作经验，同时更加注重把握全局工作的能力。

2. 统计分析

Ghlmann和Vaubel（2007）认为，估计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偏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区分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他们还认为，即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委会委员也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对政府提出建议，其对通货膨胀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在固定汇率、央行非独立性下对教育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的研究表明，在1%置信水平内，法学教育背景人员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在5%置信水平内，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背景和银行背景人员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

本文的模型如下：

一些文献认为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2～3年（Batini，2000）。Gerlach 和Svensson (2003)认为欧元区为9个月滞后期。王志强（2000）利用1990―1997年的月度数据，证明货币供应量对GDP时滞为4个月，对物价时滞为8个月。卞志村（2004）利用1995年1月―2003年3月的月度数据证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GDP滞后时间为7个月和8个月，对CPI滞后时间为3个月和6个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1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年至少有4次会议，经济政策至少有4次调整的可能，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几个月的时滞，认为在1年研究的样本期内可以不考虑时滞问题。

本文分别讨论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最长）、职业背景（各种职业背景）以及其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样本区间较小，教育背景与最长职业背景的组合、教育背景与所有职业背景的组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不予考虑。

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工科和经济学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为0.81，法学为1.1，工科影响为2.2，文学和管理学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告诉我们，虽然总体上这3个学科都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背景的委员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偏好，而工科背景的委员则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偏好，法学背景居其中。这也许是因为偏向文科的委员对通货膨胀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理解。

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长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中，各变量影响都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后，结果仍然不显著。所有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回归不显著，但是若增加经济增长率变量后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变量和中央部委职业背景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2，中央部委背景变量的系数为-0.44，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1%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2.2%，这也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厌恶，这可能与他们对1989年和1994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危害记忆犹新，也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的理念。这也与Ghlmann和Vaubel（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所有任职背景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最长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再列出这些结果。为什么影响不显著呢？Cukierman(1994)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不相关，因此在央行独立性假定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就更不相关了。

还有可能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内生性增强。据统计，中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例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见表3。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最长任职经历）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作用，但是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比央行独立性强的国家高。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不存在诺德豪斯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央行没有利用相机抉择政策制造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动力。Fuhrer(1997)认为通过汇率安排将本国货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可以成功地稳定通货膨胀。Mckinnon (2005) 也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钉住美元成功稳定了通货膨胀。

三、国际比较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背景与通货膨胀统计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上述分析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正如Rogoff（1985）所说，职业、教育背景对个人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是有影响的，理论上与通货膨胀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为此，本文认为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中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与美国等12个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教育背景，表4表明总体上经济学背景在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都占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法学。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经济学教育背景占第一位，法学占第二位，管理学占第三位。在中国、工程专业占第二位，这在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而法国、英国等大国都是法学专业背景占第二位。

从表5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大国来自企业的比较多，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听取企业意见，而我国来自企业的委员相对较少；小国倾向于央行官员，与国家经济单一、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任职最长职业背景包括：地方政府、央行和企业等。我国为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侧重专家学者，法国、德国侧重于企业。中国侧重于中央部委，也反映了中国央行接受政府领导，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理念。从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和银行背景的官员比例下降，而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增加。而中国如表1所示，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比例显著提高，央行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表6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有任职情况。小国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有央行背景的人员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表5是一致的。大国如德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行背景的人员都占很大比例，法国中央政府、央行、地方政府背景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也是较大的，美国来自经济学者、银行、央行与地方政府背景的人员占前四位，中国依次是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背景、银行背景和央行背景。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与西方大国分布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经济学家和企业背景委员所占比例偏少。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经济学理论，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或者外界因素干扰较小情况下，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做出决策。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中工科、法学、经济学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工科有最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其次是法学，最低是经济学。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仍然如此。所有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率关系中，中央部委工作背景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教育背景与西方大国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委员职业经历结构广泛，既有地方背景，也有中央、企业和银行背景，体现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本文还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经济学者背景和企业背景的委员比例偏少，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广泛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往往分歧较大。现有委员组成中没有企业代表，由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占我国GDP很大比例，因此货币政策不能不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

最后，一个新的趋势是,近年来,我国具有中央部委和央行职业背景的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我国最近比较突出的新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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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LI Yongning WU Lianda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PostGraduate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7）

1.引言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1]。大学生在大学生活中接触最频繁的是辅导员，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观念、学业指导、就业指导、心理咨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辅导员长期工作于学生工作一线，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随着我国对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视，高校对辅导员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大部分高校都会以公开招聘的形式选聘出一批具有一定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生担任辅导员[2]。辅导员专业背景与所带学生专业相同有利于辅导员更好地从思想、学业、就业、心理等方面给予有针对性的专业辅导。

2.辅导员“相同专业背景”对学生工作的重要性

2.1辅导员具有“相同专业背景”有利于思想教育的深化

大学生进入大学后，辅导员是与学生接触最多、联系最密切的一个群体。如果辅导员所学的专业能与所带学生专业背景相同，他们就会存在更多沟通和交流的话题，就会有更多的亲切感[3]。在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由于相同的专业背景，辅导员解决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困惑，通过学习探讨获得学生的尊重。如果辅导员没有与学生相关的专业背景，单纯地对学生进行说教管理，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会空洞苍白，很难有成效。

2.2辅导员具有“相同专业背景”有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

新生入学后，必然会经历一个学习知识由普及化到专业化的转变期。很多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提不起兴趣或者是对自己的专业前途迷茫，最终会导致学生厌学、逃学现象的出现[4]。具有“相同专业背景”的辅导员可以抓住新生入学教育契机，通过与学生建立共同话题，获得学生的信任感，通过自身对专业的了解及自身的学习经历，帮助学生解决专业中的疑惑，在第一时间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专业意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

利用自身专业技能，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以赛促学，鼓励学生参加“挑战杯”、“创青春”等赛事提升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水平。如果辅导员自身专业背景与学生相同，那么在与任课教师交流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时就会更有的放矢，就不会说外行话，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2.3辅导员具有“相同专业背景”有利于心理工作的深入

在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之下，任课教师往往只管课堂教学，课堂外与学生交流较少，而辅导员承担着学生的课外管理教育工作。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并且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答，往往会使学生逐步丧失自信心，失去学习兴趣，产生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果这时辅导员不了解学生的专业特点，在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下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与缓解，学生就会觉得老师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学习内容，那么就会适得其反。如果老师具有相似的专业背景，那么通过自身经历将会与学生产生共鸣，更好地完成心理疏导工作。

2.4辅导员具有“相同专业背景”有利于对就业工作的指导

在大学中，随着专业知识的增强，自身能力的增强，大学生对社会、对自身、对自己的未来职业都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辅导员作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通过相似的求学经历、专业学习经历，可以在思想上对学生加以教育和引导，使学生结合自身实际和目前的就业实际，将自身的主观愿望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理想。具备专业背景的辅导员可以协助专业教师参与学生专业课的实习指导当中，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学生确定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同时，具有专业背景的辅导员在开学之初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家庭背景、个性特点对学生进行分析，从市场需求入手，结合学生学习情况，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生，分层次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借助寒暑假开展相关的专业实践，为学生的未来就业打下坚实基础[5]。

具有专业背景的辅导员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校友资源，邀请专业人士为学生讲解用人单位的要求，帮助学生了解面试的基本内容和流程，提高学生面试礼仪技巧。同时，利用相关专业领域的人脉资源为学生争取专业实习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

3.结语

辅导员与学生具有“相同专业背景”与国家提出的辅导员专业化、专家化建设并不矛盾，相反，辅导员与学生专业背景相似更有利于辅导员在思想、学业、心理、就业等方面对学生的指导，避免人才的浪费。但是非思政类专业出身的专职辅导员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参考文献：

[1]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

[2]储兆晶.浅谈辅导员依托专业背景开展学生工作[J].青年时代，2015（3）：74-75.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8）

人生经历与公司决策

特殊时期经历

总体上，过去的经济动荡对个体风险厌恶程度有着持续的影响作用，会阻止个体参与股票投资等有风险的金融投资。对于经历过大萧条灾难及股市崩盘的个体而言，投资行为更加保守、资本支出及研发投入较少、财务杠杆较低、更多进行分散化经营，以及更多削减成本。

具体而言，大萧条时期出生的CFO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较高。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CFO更加怀疑公共市场为公司提供可靠融资的可能性，从而倾向于选择自给自足，表现在资本结构选择上，更偏好较低的杠杆率，不过度依赖外部融资。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CFO较少使用负债，更多依赖内部融资。在大萧条期间开始职业生涯的CFO更倾向于选择较为保守的资本结构，竭力避免过高的杠杆率。

从国内上市公司来看，若企业CEO亲历过，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的冒进行为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并充分吸取教训。在成为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后，为避免重蹈过度投资、激进发展的覆辙，会减少不必要的投资项目，其执掌的上市公司投资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公司，同时股价波动率也较低。

军旅经历

军人具有冒险主义特征，战争经历则使其更加自信能够胜任高压力和高风险的问题， 拥有军旅生涯的CEO具有业绩好、任期长、领导水平高的特点。针对公司并购行为，军人CEO或CFO倾向于更加频繁地进行并购，愿意支付更高的收购溢价，并购完成率更高，且在收购后表现出更好的长短期协同效应。军旅经历会导致管理者树立进行更为精确的、倾向于向下引导预期的盈余预测风格。

在国内，以沪、深A股2002～2010年军人CEO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的研究发现，军人核心价值观、部队强化训练和作战经历会对有过军旅生涯的CEO产生深刻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军人CEO倾向于更加激进的投融资决策行为。在投资决策方面，军人CEO表现出更高的并购倾向和并购频率。此外，无论自由现金流充裕与否，军旅生涯均使得高管更偏好过度投资；自由现金短缺时，则会抑制投资不足现象。在融资决策方面，军人CEO更依赖于向银行进行负债融资，尤其是风险较高的短期负债，表现出较高的短期负债率。

教育经历与公司决策

专业背景

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经理人往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于风险偏好角度，商科或法律专业的CEO对R&D风险普遍持规避态度，具有经管类背景的CEO属于风险厌恶型。拥有金融、会计或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高管会加强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属于风险偏好型。在国有企业中，该作用机制更显著。

从企业内控的角度看，经管类专业背景使高管更加准确地把握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专业知识，更好地理解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重视内部控制的实施；另一方面，经管类专业背景也对高管的风险和收益等观念产生了影响，使其决策越趋于理性、考虑风险因素更多。所以，具有金融、会计或者经济管理类专业背景的高管，会提升其所在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

MBA学历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管理人员的MBA背景通过影响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进而能对企业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MBA学员在商学院中能够建立更多的人际网络关系，积累商业和社会网络资源，从而有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研究发现，大多数情况下，MBA学位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但并非所有的MBA项目都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只有好学校的MBA项目才有助于培养出色的经理人。接受中外合作模式培养的MBA在担任CFO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公司风险。

平均而言，有MBA学位的管理者会选择较为激进的战略。CEO的MBA背景与净负债发行显著正相关，与现金持有显著负相关，而CFO的MBA背景则与现金持有显著负相关，这与获得MBA学位的CEO、CFO采取更为激进的财务政策一致。融资方面，MBA课程设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提高管理者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从而有助于管理者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对资本结构进行调整。此外，MBA教育会塑造管理者风险偏好特征，进而使得管理者更加倾向于高负债率，提高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投资方面，拥有MBA学位的CFO倾向于进行更多投资，进行较少的研发投入，在资本支出决策上更多地对企业的成长性和投资机会、更少对可获现金流做出反应，且更倾向于从事多元化经营。盈余预测方面，拥有MBA学位的管理者倾向于向上引导预期，其预测更为精确。

海外教育经历

CEO的海外教育经历对公司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海外经历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和新浪董事长曹国伟都是很好的例证，前者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者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美国获得双硕士学位，两人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傲人的成绩。

董事长的首要职责是制定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愿景，为公司的发展指明整体战略和宏观方向。通过海外教育，海归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理念，并使视野得到开拓。对上市公司而言，海外教育经历使得CEO更容易接触到高科技、新兴行业的前沿知识和信息，更有利于其进行专业知识的储备和积累，从而在挖掘、发现市场机会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有助于其制定出符合行业特点、市场规律和科学合理的战略，引导企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提高协调团队冲突的能力，有助于公司开拓国际市场，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壮大。研究发现，创业板公司董事长海外教育背景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支持高管的海外教育经历有助于企业绩效提高的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海归CEO的海外经历对于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海外流行的职业经理人文化与国内企业文化难以迅速相匹配，多年求学海外、供职海外的CEO“空降”企业后，无法迅速适应国内企业的治理风格、管理体制，从而使得两者磨合更加困难，甚至引起与公司原管理层或董事会的矛盾。研究发现，有海外经历的CEO的平均任职时间显著低于本土管理者，这一差异部分是由他们在职时管理业绩较差所导致的。

职业经历与公司决策

会计事务所任职经历

从整体来看，拥有CPA工作背景或具有事务所关联的高管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及盈余管理能够产生正面影响。有CPA工作背景的高管曾经在事务所接受过专业、系统的训练，他们拥有处理各种复杂会计业务和交易的经验，审计过各行各业的客户，从而拥有行业专长。因此，他们可通过行业专长及监督作用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限制盈余管理。具体而言，在财务报告质量方面，拥有CPA背景的CFO能够运用专业的会计知识技能提升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增强公司治理，提升股东价值；在盈余管理方面，有CPA工作背景的CFO任职于审计委员会时，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会得到更为有效的监管，公司非正常应计盈余更少。

从政经历

由于政府保留国有企业“合并、收购、资产处置以及CEO的任命”等重大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在国企中高管任命上的行政性导致出现相当比例的“官员型”高管。根据对1993～2001年790家IPO公司进行的统计，有27%的CEO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

有研究发现，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有助于公司经营业绩、股票价值的提升。 “官员型”高管有利于公司获得政府层面的融资便利性。也有研究认为，“官员型”高管有损公司业绩，原因是CEO的政治背景会导致公司非生产性支出、政治成本和成本较高，员工冗余现象突出。企业在上市后未来三年的股票回报、盈余成长、销售成长和销售回报方面表现不佳。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9）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4-0017-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国际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有效的配置。多数海外回国人员经过国外的学习培养和工作锻炼，在创新高效的思维、全球化视野和专业化的技术能力方面相对于本土的人才具有着较大的优势，使其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国际人力资本。相对于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本文将这类拥有海外学习、工作或培训经验的归国人员统称为海归。海归作为一个特殊的智力群体逐渐引起学者关注，而有关海归及其特征的文献仍相对较少。本文以海归高管为载体研究其特征对创新表现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海归群体对资本市场作用的相关文献，而且为高管团队特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熊彼特创新理论开启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创新的思考，围绕创新的研究迅速增多，包括探讨“人”对创新影响的文献。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致使由“人”引发的研究视角多元化，从个体到团队，从单个特征到综合特征，从人口特征到心理特征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广泛，海外背景特征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有效促进了国际技术知识的D移。然而技术知识仅是创新的冰山一角，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是否会对创新有更广泛的作用，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高层梯队理论提出后，针对高管团队特征的影响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却鲜见以海归高管为主体的特征影响的讨论。为回答上述问题，弥补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将立足于创新投入产出视角，研究的主要问题：海归高管在担任职务、海外经历、专业背景和政治关联特征的不同是否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最核心的两大理论是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本文认为：短期内，担任核心高管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海归，由于自身的知识背景、文化差异和自身的核心地位、权威影响等因素，对团队成员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不能很好地把握，容易被社会类化，引发人际冲突，发生社会类化效应，团队成员的不支持不协作行为将严重阻碍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在长期，海归董事长或总经理与中低层管理人员相互了解，逐步接受彼此的行事风格，沟通与配合逐渐增多，任期最初的抵触情绪减少，社会类化理论逐渐不适用，信息决策理论发挥作用。非核心高管则由于地位和权威性与团队成员的差距较小，能够较为平和地在日常沟通与管理中与普通员工保持密切联系，不易被社会类化和排斥，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表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海归高管中非核心高管相对于核心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

高管海外经历大致分为学习和工作两种。海外留学曾是人们出国的主要路径，因此海归天然地被认为接受了海外高质量的教学，培养了创新性思维，掌握了先进专业知识，这些独特优势无疑对企业创新机会的识别，创新难题的攻克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海归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接近世界顶尖技术，对企业技术与世界接轨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虽然可以凭借着在国外企业工作的实战经验切实体会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网络，但由于国内外文化环境、治理机制等的较大差异，很可能使其短期内无法将国外系统的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地应用于国内企业，更甚者，无法适应国内企业的管理模式，导致较差的经营表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拥有海外求学背景的海归高管相对于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

企业创新倾向于发生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高管的相关专业技能很可能成为其一个优势，使他能更好地识别一个好的项目，做出有效的创新投入决策，同时也可以很专业地解决技术困难，提高创新产出。高管团队专业背景的作用很早就受到学者关注，Grimm & Smith（1991）发现，核心高管的专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会左右企业发展战略的方向[1]。Wiersema & Bantel（1992）进一步发现，具有科学和工程专业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通过创新使企业发展[2]。Subrahmanya（2005）的研究表明，领导者的技术专业背景会激励他们进行技术创新[3]。余恕莲和王藤燕（2014）对创业板企业高管专业背景特征的研究同样发现，技术专业背景不仅促进研发投入，而且提高研发投入利用效率[4]。所以，从创新的技术性特征来看，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显著，特别是对技术创新投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拥有技术背景的海归高管相对于没有技术背景的海归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

政府掌握着广泛的稀缺资源，左右着部分运作规则，这使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易获得资源和得到保护。如此，政治资源的缺乏显然成为企业一个不容忽视的竞争劣势。Duan & Hou （2014）发现，海归缺乏本地政治关联的劣势致使任命海归CEO反而恶化了公司业绩[5]；但Giannetti et al （2015）认为，缺乏关系网络的状态使海归有更强的动机追逐利润而非迎合政党，并用实证支持了他的观点[6]。基于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民企为主体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中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导，故本文更倾向于认可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创新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傅家骥教授认为技术创新能力涉及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可见，创新成功更倚重于企业的内在能力而非外部资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无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相对于于政治关联海归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

三、研究设计

本文初始样本为先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402家公司，样本期间为2009―2013年。经手工整理，先剔除了未能成功上市和暂缓上市的公司信息；然后剔除了由于上市较晚而缺少报表信息的21家公司，最后得到创业板379家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1 270个（企业―年份）观测值样本数据。

（一）相关变量的定义、含义及计算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我们使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Innovationi，t表示企业i第t年的创新表现，用上述被解释变量表示；Returnee1，i，t和Returnee2，i，t表示企业i第t年的每组海归高管特征；Controli，t，k表示企业i第t年的第k个控制变量，依次对应上述控制变量；μ0为常数项，μ1-10为待估回归系数。模型用以检验海归高管的各类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

四、海归高管特征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在参考《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7]（张信东、吴静，2016）全面系统的稳健性检验基础上，采用海归高管四个特征分别对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滞后期的影响分析作为稳健性检验的简化处理。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了样本中高管规模、高管数量与海归高管特征各年的频数分布，其中括号中为当年具有该特征的海归高管人数占当年高管规模的比重。综合来看，创业板企业中同为海归的公司高管在任职、海外经历、专业背景和政治背景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而且从各年变化来看上述差异，除2009年的频数分布比例显著异于其他年份以外，其他各年的相对比例在整体平均值附近小幅波动。创业板企业海归高管群体呈现的较为稳定的特征分布，一方面体现了创业板企业任命的海归高管总体特征，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本文以海归高管为主体进行特征研究的前提条件。

（二）海归高管四方面特征影响技术创新的检验结果

下页表3中的1-1、1-2可以表明，担任非核心高管的海归则无论资金人员投入，还是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产出和控制研发投入后的产出都有显著正的影响；而担任核心高管的海归则在创新投入方面较弱，甚至于对创新产出有负面影响。进一步探究，我们结合表4，发现担任非核心高管的海归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滞后期的表现仍然显著为正。考察海归领导者一年以后控制研发投入前后的创新产出时仍然是负向影响，但负向影响已不再显著，而在二年以后控制研发投入前后的创新产出已经显现出正向显著效应。由此说明，担任核心高管的海归在长期内对企业技术创新是有正向作用的。所以，实证结果不仅证实了研究假设H1，而且给出了更具体的答案。

表3中2-1、2-2呈现的结果表明，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无论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还是控制研发投入后的创新产出方面都有着积极显著的表现；而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得创新指标则并不显著。海归高管通过海外学习经历掌握的先进专业知识和培养的活跃创新思维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高管，短期内其管理方面的不适应使其无论在创新产出还是创新效率方面都无突出贡献。上述结果初步证明了我们的假设H2。结合本文表5，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在一年和二年以后的创新产出方面，相比于拥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海归高管，始终表现突出。在此，全面地证实了H2。

表3中，3-1、3-2实证结果显示，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高管与研发支出、研发（技术）人员投入和本科学历以上人员投入都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与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表示的创新产出和控制研发投入以后的创新产出却仅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整体来看，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凭借技术的敏感性及（下转74页）时抓住创新机会有效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拥有非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更擅长全面运作推动现有项目高效完工，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

本文表3中4-1、4-2表明，拥有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方面都没有显著影响，无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反而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都发挥了正向作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企业技术创新而言，政治关联并未发挥作用。相反，海归缺乏政治关联的事实使其能更为专注地进行研究开发而非取悦政客，成为其优势。由此，实证证明并阐释了我们的研究假设H4。

五、结论、建议与展望

利用创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3年样本数据，本文从高管担任职务、海外经历、专业背景和政治关联情况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海归高管特征不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1）海归高管中非核心高管相对于核心高管，更有利于促进公司技术创新。 （2）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而且海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创新的作用越显著。 （3）拥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对创新项目的重视，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4）无政治关联的海归高管积极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Grimm C.M.，K.G.Smith.Research Notes and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a Note on the Railroad Industr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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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10）

一、引言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强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各个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董事会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机构，需要和高管人员一起做出关键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和企业绩效。董事会资本作为董事会研究的新领域，已经逐渐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对国外而言，我国对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大部分局限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个别实证研究主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比如董事会资本深度和广度与企业绩效关系，很少从董事会资本的各个方面研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而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董事年龄、学历、职业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深入具体分析董事会资本的具体方面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为我国上市企业的董事会建设，增强董事会资本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成员的年龄

董事的年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阅历，同时还对价值观和战略决策水平产生影响。在发展战略方向，年纪大的董事有着经验的优势，但他们的尝新能力、受压能力不如从前，所以面对激烈的外部大环境，仅依靠过时的经验和讯息，不能够对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决策。Bantel 和 Jackson（1989）认为高管团队特征包括平均年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其中，高管人员的平均年龄与公司绩效负相关，高管团队人员性特征能对组织战略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二）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学历

个人的能力水平等无形资源与他们的学历有关，学历越高，个人的专业水平越高。如果企业董事的学历越高，那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等无形资本会越高;个人的学历水平与其的知识能力之间呈正相关。管理者们受教育的学历越高，他们了解的有用的信息也就越多，越会做出对企业有益的战略决策。Barker和George（2008）检验了管理层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管理层任期的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管理层的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度表现为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学历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三）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

经验资本是指曾经从事过技术工作，所具有的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资本。技术型背景是指专业性强的董事，他们通常具有高学历和杰出的研究基础。他们都是生物制药领域的专业人士，专门从事生物制药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依靠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可以从专业领域提出一些新思维，利用新技术来帮助企业脱离困境，从而提高公司绩效。Carpenter和Westphal（2001）发现董事的技能、经验、知识专长可能会影响他们在监督 CEO、评价战略执行效果、制定继任计划和奖励管理层方面的效能，依据理论，董事会能够有效地监督与控制管理层，公司绩效将会提高。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拥有更多的技术背景的董事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四）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

对于企业来说，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壮大企业优势地位有积极影响，能不能充分合理地使用这些优势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许多实证结果也表明，董事会成员中拥有的政治关系不仅可以使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变简单，降低风险，同样会有助于这些企业获得各种稀缺的资源，从而使企业能保持其优势地位。Faccio（2006）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融资的便利、税收优惠等好处，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且政府干预性越强，这种影响越显著，因而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资源。基于此， 我们提出假设4：

H4：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五）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

伴随企业的成长，其对资金的需要也显得格外重要。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取得外部市场的支持，主要依赖于各种金融关联，就是企业和银行的联系程度。由前人的研究结论可知，外部融资绝对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变化发展，其影响了整个企业的发展计划。原因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并且企业发展需要资金带来更多的机会。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5：

H5：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生物制药企业2011年至2013年近三年的数据。文中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中的“高管信息”中董事简历数据，通过手工罗列算出比例而得。财务分析指标数据选取的是2011至2013年的年报。而对于董事们的相关背景数据的得出，作为有效样本，实证分析采取EXCEL、SPSS 19.0完成。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的设定。

（1）董事会成员的年龄（AGE）。董事会的年龄采用样本年龄的平均数来衡量。

（2）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学历（EDU）。首先对变量进行赋值，大专学历得2分;本科学历得3分;硕士研究生学历得4分;博士研究生学历得5分，最后选取平均值。

（3）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TECH）。本文将独立董事的职称分为有技术背景和无技术背景，分别赋值为1和0，以一个董事会为单位，将独立董事赋值总计除以总人数，取平均值作为本文所需解释变量。

（4）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BP）。本文采用董事中拥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所占比例来衡量。

（5）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BF）。本文采用董事中拥有银行背景的董事所占比例来衡量。

2.被解释变量的设定。有很多衡量企业绩效方面的指标，可以分成两类，分别为会计和市场指标。为了更客观全面度量企业绩效，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为会计指标，选择托宾Q值（TBQB）为市场指标，从两方面来分析企业绩效。

3.控制变量的设定。董事会资本不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全部，为了使实证研究结果更加准确，本文选取以下三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LNSIZE）。本文把企业规模设定成一个控制变量进行处理。因为企业规模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对信息的掌握，对于这一变量，采用资产总额来计算自然对数。

（2）资产负债率（LEV）。在现实市场中，资产负债率高会给企业带来不良影响，会使其市场价值低于实际价值，而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

（3）董事会规模（BSIZE）。这一变量影响他们的职业背景，进而影响他们的职业背景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董事会的总人数来衡量。

综上，本文对生物制药企业董事会资本和企业绩效的变量符号定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生物制药行业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为验证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P=β0+β1AGE+β2EDU+β3ACAD+β4BP+β5BF+β6LNSIZE+β7LEV+β8BSIZE+ε

其中，P为被解释变量，为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TBQB），β0为截距项，AGE、EDU、ACAD、BP、BF为解释变量，LNSIZE、LEV、BSIZE是控制变量，βi为模型回归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检验董事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首先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见下页表2。

本文同样选取了市场指标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绩效，将托宾Q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我们可以看出，变量的关系与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一致。

由分析结果可看出，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如下：

1.董事会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1正确。董事们的年龄越大，他们自身对于信息的学习能力在不断下降，他们面临选择时会采取消极的态度，这样的做法将会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一些好的机会，从而会影响到企业长远的发展，不利于企业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2.董事会的平均学历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对于企业来说，资本管理者有执行、协调与控制、服务以及创新功能四个方面的职能，高学历背景的人员在这些方面确实更有优势，这些人员不仅自身知识、技术水平较高，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并且其所在的学历圈，皆是高学历的人才，所接触和研究的方向、问题较前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所任职的专家。

3.董事会的技术专业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假设3成立。相关系数为正，表明技术背景的董事会形成更好的企业绩效。这与生物制药企业自身特点有关，生物制药企业具有独特技术、主业较突出特征，技术创新是企业主要发展方向，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员，则能更好服务于企业创新，提升绩效。

4.董事会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假设4相反。这和我们之前研究假设的结果不同，董事们的职位越高，其能动性越不好发挥，会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上市企业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大，信息披露透明度高，在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更容易受到严密的监督，使董事们更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

5.董事会的银行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无显著关系，假设5不成立。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比较特殊，其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中成长性很突出，在自身技术研发模式上创新较强、市场占有率较高，这些企业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与企业有多少与银行背景相关的董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政策建议

1.优化董事会的年龄结构。上文得出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具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企业在挑选董事时要注意董事会成员的年龄结构，适当吸收年轻董事，以为企业带来新的资讯和信息，开拓创新项目，帮助企业创造效益。

2.提升董事会受教育水平。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成员的学历有一定的正面的影响，因此，企业要高度关注董事的学历背景，高学历董事知识水平比较高，能够理论结合实际，从宏观上把控全局，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

3.充分利用董事会专业资本。研究表明董事会技术背景与企业绩效有正面的影响，所以在生物制药行业，应挑选专业技术水平比较高、业务能力比较强的董事，以为企业提供新的知识和新技能，从而为企业提高科技研发质量提供帮助。

4.优化董事会选聘机制。研究结果还显示了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绩效有负作用，银行背景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企业在选聘董事时应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对董事的相关信息进行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度，这样可以完善企业治理，提高企业绩效。J

参考文献：

[1]周建，任尚华，金媛媛.董事会资本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24（1）：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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